1950年代的南洋大地，数百万华人扎根于此、勤恳谋生，但是他们面临一个巨大的问题，就是子女的教育。

原先这里是英国殖民地，政府主推英文教育，排斥华文教育，目的就是为了割断当地华人对于中华文化的认同感。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著名华侨领袖陈六使牵头在新加坡办一个华文高等学府，取名南洋大学。

陈六使出身贫寒，后来在陈嘉庚的公司工作，受到陈嘉庚的赏识与栽培，再后来独立发展，逐步成为商界精英。陈六使继承了陈嘉庚兴学救国的理念，于是在1953年正式提出要创办南洋华文大学。

为支持学校筹建，陈六使率先捐献叻币500万元，同时捐出212公顷优质土地作为校址。说明一下，叻币是当时英国殖民政府在南洋发行的货币，新加坡地区一直沿用到独立前。

陈六使出资后，南洋各地华人不分贫富、不分阶层，全员倾力相助，就连街头拉三轮车的车夫、摆摊的小贩、理发匠人、普通工薪阶层，甚至风尘从业者，都拿出微薄积蓄助力办学。捐款范围更是覆盖新马乃至整个东南亚华人社群，足见当年南洋华人对于这所大学的渴望。

等到学校正式开始筹建后，最大的问题来了，选谁当校长。几经斟酌，陈六使最终将目光锁定在著名学者、作家林语堂身上。当时南洋地区属于冷战敏感区域，因此陈六使选择校长的标准是：既不能牵扯国共任何一方政治立场，规避政治风险，又要有国际声望，能被国际社会与殖民当局认可。

校方曾先后邀约胡适、梅贻琦等知名教育家，对方都没同意，陈六使也觉得不合适。只有林语堂符合要求：他是福建籍华人，与南洋闽南华侨社群亲缘深厚、渊源久远，还是享誉国际的双语大师，在欧美学界拥有极高声望，同时政治立场中立。

为了促成林语堂当校长，南洋大学方面多次派人赴美与林语堂洽谈，承诺赋予林语堂全权治校权限、校董绝不干涉校内行政事务，最终打动林语堂接下校长重任。

然而林语堂上任前后，双方就出现了裂痕。首先是经费问题，林语堂上任前便提出，学校必须筹足2000万叻元，这对当时南洋华人社群来说，是一笔天文数字。

在林语堂正式接手办学工作后，他提交的年度预算更是虚高离谱。当时的南洋，普通华工、三轮车夫、街边小贩、普通务工华侨的月收入仅有30至50叻元。而林语堂为自己核定的年度薪资高达上万叻元，相当于当时南洋普通华工近20年的总收入，即便对比同期国内高校教师薪资也是高得不着边际。

不仅如此，他还为随行的家人、亲信团队全部核定了远超南洋行业标准的高薪，全员享受高额津贴、专项住房补贴、出行配套福利，一整个团队的年度人力开支就占据了学校筹备资金的极大比例。

其次是人事安排。任职期间，林语堂带来11人亲信团队，女儿任秘书、女婿任副校长、侄儿任会计，被外界批评是“林家班把持校政”。这种任人唯亲的做法，其实已经彻底撕破了林语堂所谓要办个理想大学的假面具。校方当然不能容忍这种行为，于是伟大的林校长怒了，但是明眼人都知道，你林语堂不占理。

还有一件事，也是校方不能容忍林语堂的地方。林语堂全盘否定前期既定的校园规划，认为已建成的校舍、校区布局不符合他的个人审美与办学构想，执意要求推倒重建。如果这样做，不仅会造成巨额资金浪费，还会彻底延误办学进程。

无数捐资的南洋华人，起早贪黑、终日劳碌，仅仅为了温饱奔波，很多人一次性捐助的几元、十几元叻币，便是全家数日的生活费。林语堂一句话，就要让这些统统归零，这也让校方难以理解和承受。

最终，在1955年，这场短暂的合作宣告破裂。林语堂态度强硬，单独召开西方记者发布会，单方面向外媒控诉校方，直接宣布辞职。并以五年聘任合同未到期为由，向南大索要高达30.5万叻元的巨额遣散费，完全不顾学校办学艰难以及华人捐款的来之不易。

侨领陈六使最终独自垫付全部遣散费用，结清林语堂及其随行团队的所有薪资补偿。1955年4月，林语堂携团队彻底离职，这场轰动南洋的办学合作，以两败俱伤的方式草草收场。

当然，林语堂从此以后，在南洋华人团体内也彻底名声扫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