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端和需求端的共同变化，导致了猪肉的下行周期。

过去我们常说民以食为天，但今天国人在吃上面的消费，也在发生变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猪肉。

提到猪肉价格下跌，很多人都会说这是供给端变化导致的。从供给层面看，今天猪肉市场的核心矛盾是“减母猪未减肉”的产能困境。

去产能滞后和效率提升是两大关键因素。一方面，我国能繁母猪存栏量虽然有所回调，但仍然处于高位。截至2024年末，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为4078万头，接近产能调控绿色合理区域的上限。

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养殖技术进步，也显著提升了猪肉的生产效率。

从供给端来看，猪肉价格暴跌，是因为能繁母猪存栏数量居高不下，以及养殖技术进步导致的。但另一方面，需求端的变化，也客观上导致了猪肉的价格暴跌。

和供给端刹不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需求端的“吃不动”，更确切来说，我国猪肉消费市场正在经历着从量变到质变的结构性调整。

人口结构和消费习惯的双重变化，是猪肉需求疲软的根本原因。

一方面，我国人口总量自2022年开始进入负增长，2024年末全国人口14.08亿人，比上年末减少139万人。同时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2024年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已达22%。

研究表明，60岁以上老人比例每增加1%，家庭人均肉类消费就会减少0.5%左右。

可以说，人口的减少对消费市场的影响绝对是结构性的，也是不可逆的。

去年，我国出生人口已经不足800万，在可预见的未来，人口数量每年都会以百万级减少，这对消费市场的影响，也绝非仅仅只是猪肉。

基于此，猪肉需求下滑，可能也仅仅只是一个开始。未来的餐饮、娱乐消费乃至地产汽车，可能都会因为人口总量的变化，而出现不同程度的萎缩。

除此之外，宏观环境的变化也抑制了猪肉消费增长。2024年以来，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就在放缓，随之而来的就是居民消费更为审慎。

供给持续释放和需求增长乏力的双重挤压，也进一步导致猪肉市场陷入“供强需弱”的格局。

这种价格暴跌最终也会直接传导至整个产业链。养殖端陷入“越养越亏”的困境，尽管饲料成本有所下降，但猪价持续低位运行严重侵蚀养殖利润。零售端同样面临“肉越便宜，生意越难做”的尴尬局面，批发价的无规律跳水使得零售商进货谨慎，销量难以提升。消费者虽然享受到低价猪肉，但消费热情并未因此高涨，猪肉正从餐桌上的“硬菜”转变为“配菜”。

而猪肉行业的变化，甚至还可以用来解释地方债务问题。

最近很多人都在传一张图，是全国各地的财政收支统计，其结果就是全国哪怕是上海财政自给率都无法达到100%，其中缺口最高的四川达到了两千多亿，而甘肃等地的自给率甚至不到40%，这意味着都需要依靠转移支付来保障财政。

考虑到未来的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对地方来说，财政压力其实也越来越大。

压力越来越大怎么办？就需要开源节流，分税制自1994年出台后，到今天随着地产的不断调整，地方的收入来源也越来越有限。

地方急需更多税源来补充土地出让金流失的缺口，这是地方财政需要的结构性调整。

除了地方财政之外，人口老龄化、消费习惯改变、肉类消费多元化等趋势都是长期性的，不会因短期价格波动而改变。据OECD预测，我国猪肉消费量可能已于2014年达到峰值。未来，随着人口总量下降和老龄化加深，猪肉消费量很可能继续呈现稳中趋降的态势。

而猪肉，也只是众多行业中的代表之一。

猪肉价格暴跌，表面上是供需失衡的结果，深层则是经济转型期消费结构变化、人口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阵痛的集中体现。

这不仅仅是一个行业问题，更是观察宏观经济消费端变迁的重要窗口。当“猪肉自由”变得触手可及时，我们或许应该思考：这背后是短期周期波动，还是长期趋势转变的开始？答案可能更倾向于后者。

猪肉价格下跌，之所以很多人还不吃猪肉，背后恐怕还有一个更现实的问题，不是猪肉吃不起，而是餐馆去的更少了。

正如野村证券报告所述，作为长期以来工地工人的主要食物之一，建筑活动的走弱也减少了人们对猪肉的需求。

野村证券经济学家汉娜·刘说：“我们发现，建筑工地工人和外出就餐者是猪肉消费量较高的两个群体。当我们看到这两个群体的消费出现崩塌时，需求必然会随之骤降。”

我国是猪肉消费大国，全球有一半猪肉是被国人消费的，而今天，猪肉消费越来越面临着需求不足的困境。

供给端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例如对每头生猪制定更严格的体重标准，从而有效限制可供销售的肉量，同时淘汰能繁母猪来减少进入市场的猪肉。

但就需求端而言，我们已经没什么能做的了。人们不吃猪肉，除了经济因素之外，健康意识也在提高，从人口的角度来看，猪肉行业的结构性调整，也只是时间问题。

end.

作者：罗sir，关心人、社会和我们这个世界的一切；好奇事物发展背后的逻辑，乐观的悲观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