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7日，德国总理默茨在新加坡的演讲中，公然呼吁减少对华依赖，并将这种依赖称之为“不健康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默茨发表涉华言论的同一天，德国总统乘专机抵达了中国展开访问，他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表了不恰当的涉华言论。

10月28日，默茨又马不停蹄地飞往日本，与高市早苗展开了会晤，两人正密谋一件重要的事情。

那么默茨为何在德国总统访华的档口，说出不友好的言论？他跑到日本找高市早苗又所为何事？

默茨的言论

10月27日，默茨出现在新加坡的一场讲座中，他宣称，当今的德国乃至世界各国都需要减少对中国的所谓单方面依赖，并以“健康”为借口试图弱化合作关系。

默茨的一番话表面上是建议，实际上是对德国本国经济焦虑的吐露。

德国对华贸易逆差高达500多亿欧元，在德国高端制造业的核心领域，尤其是汽车和化工业，德国对中国的依赖仍然深重。

以中国为中心的供应链体系，不仅帮助了德国的企业减少研发成本，更支撑了德国重要的出口收入。

在商言商的话，德国需要中国的市场，但在政论上，默茨不得不扮演对华强硬的角色，以此迎合国内选民情绪。

默茨的言辞矛盾本质上说明，他既不愿“脱钩”，也不能真心认同“双赢”。

更重要的是，这不过是对德国国内经济困境“对外甩锅”的一种策略。

能源转型进退失据、制造业竞争力下降、对美国市场的过度妥协，德国经济问题的根源显然不在中国。

但默茨显然在试图通过喊话中国，分散国内对政府政策的失望情绪。

那么，在说出这番话后，他为何又急着飞往日本？

德日防务合作背后的秘密

就在10月28日，默茨抵达日本，与高市早苗进行了一个重要的会晤。

高市早苗不仅是日本政坛的强硬右派，同时在防务和外交政策上，也始终推进激进扩军政策。

有消息称，两人的会晤中，防务合作、人工智能、战斗机联合研发、网络安全等关键词接连出现，可以说，两国似乎要在军工方面进行绑定。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二战战败后，德国顶级领导人与日本激进右翼政权的一次高调“握手”。

根据德日发布的《联合声明》，两国明确提出要深化高端军事技术合作，还探讨共同研发先进战斗机项目的可能性。

这份声明背后透露着浓厚的意图，无论是德国，还是日本，都在试图挣脱《联合国宪章》敌国条款的束缚，通过扩军来谋求更大的国际话语权。

德方甚至明确表示，将为日本提供技术支持，与之共同强化无人机防务合作和针对假信息传播的防控措施。

这一表态背后，实际上迎合了高市长期以来的政治计划：抬高军费、解除武器出口限制、谋求“宣战”合法化。

有人认为，这是日本“军国主义再复燃”的又一步棋，而默茨之所以如此积极配合日本，也与德国自身的扩军计划密不可分。

2026财年，德国的国防预算要攀升至82亿欧元，追加特殊军备基金25.5亿欧元，并计划在2035年前打造欧洲最强的常规军队。

这一扩军行动，从采购战斧导弹到修订兵役法，在短短几年间已经初见端倪。

需要强调的是，德国与日本的防务合作，其实早有苗头，延续到今天，它愈发成为一种行动上的强强联合。

因而国际社会不得不担心，这对二战战败国的防务尝试，是否会为未来的国际安全埋下隐患？

中德关系风向

相较于德国总理默茨，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的行动表现得更加务实，就在默茨新加坡发表“减少对华依赖论”之际，施泰因迈尔已经于27日抵达中国安徽，开启了他五年来的首次中国访问。

施泰因迈尔此行不仅准确传递了中德深化经贸合作的信号，还亲自到访大众汽车的合肥研发中心，试驾了由中德联合研发的新能源电动汽车。

他参观了包括黄山和古村落在内的多处地方，友好氛围浓厚。

对比默茨的言辞激烈，施泰因迈尔的表现显然更符合德国企业界的核心利益。

德国本土的制造业巨头都非常清楚，与中国市场的合作已经不是选择，而是必须，毕竟德国贸易的很大一部分利益，都依赖与中国形成的庞大供应链网络。

更值得玩味的是，德国的两套对外信号，几乎毫无掩饰地发生在同一个时间窗口。

总统一边友好访问，传递合作意向，总理却同时在东南亚会议上贬低对中国的合作价值。

这种“对华矛盾论”的背后，不仅是德国国内经济利益与政治立场的冲突，也是外部美欧势力裹挟下德国政坛日益复杂的折射。

默茨的日本之行也没有掩盖这一矛盾，反而体现出德国多重压力下的外交挣扎，即经济层面离不开中国，但在话语层面又不得不塑造“对华有风险”的谈判形象。

结语

默茨与高市的会晤，更像是德国在尝试撕开一条新的防务市场入口，同时联合另一个右翼激进国家共同谋划着怎样突破战后框架的约束。

而施泰因迈尔的务实行动，又证明了德国并没有完全失去理性，德国如何平衡中德关系和对日军事合作之间的矛盾，还需要时间来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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