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春，农业部副部长杨显东在北京一次会议上说出了一句话：“大寨的罩子必须要去掉！”这在当时引起不小震动，因为“农业学大寨”运动已经进行了15年。 早在一年多前，杨显东已经对“大寨模式”产生疑问。那时他刚从山西大寨考察回来，行程中几次在山路上差点摔倒。 到虎头山时，70多岁的杨显东不顾劝阻，硬是爬上山顶。同行干部说那是全国学习的“红旗田”，但他皱眉看了很久，只说了一句：“太光了。” 他心里明白，那些看似整齐的梯田，是拿整个山体的植被换来的。 他回到北京后没有急着表态，而是翻阅旧数据。他注意到，自“农业学大寨”推广以来，多地的产量数据连年“跃进”，但基层反映出来的种植情况却没有同步提升。 他组织了几位农业所的研究员去河北、山西、甘肃几个县做暗访，把群众饭桌上的食物、农田里玉米的虫口密度都统计了上来。 一组数据很扎眼：在大寨宣传“亩产千斤”的同时，周边村庄的儿童营养不良率还在上升。 真话不能不讲，杨显东不是第一次顶住压力。1953年参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他就曾因为坚持推广东北机械化耕作而与部分官员争执。 在1955年主持黑龙江农垦区调研时，他提出“机械不是万能，但不能不用”，一度被批“唯技术论”。 那次农业部会议上，他没有讲太多铺垫，直接点出了问题。他讲到玉米地的病虫害、林地的破坏，还特别提到当地报喜不报忧的作风影响决策准确性。 会场一片沉默，有人低声嘀咕，有人紧张地搓着钢笔盖。 会议结束后，有人私下劝他“说话留点余地”，杨显东没回应。他回到办公室，坐在窗前，把那份手写的笔记又翻出来看了一遍。 那页纸上写着：“粮食增产不是靠喊口号，要靠实事求是。” 1981年，国务院公开承认“农业学大寨”存在过度开垦、虚报产量等问题，开始在全国范围内纠偏。那年春天，杨显东正在试验田看棉花，一位所里的年轻人跑来报信，他点了点头，说：“早该这样。” 在科学面前，经验只能参考，不能定规。光靠经验主义、政治口号，农业是干不长远的。 他这一生走遍田野，也走进会议室。他的名字没印在教科书封面，但他推动的每一次改革，都影响了中国农业发展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