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率75万大军伐吴，为啥不捎上诸葛亮？毛主席分析两大原因 建安二十六年的成都，丞相府的烛火亮到深夜，诸葛亮手指划过竹简上的粮草数字，眉头随着账册上的亏空微微蹙起——前线传来的军报堆在案头，刘备亲率七十五万大军东进的消息，比驿马的蹄声更让他心头沉重。 没人比诸葛亮更清楚这场仗的风险。当他在隆中草堂为刘备勾勒“跨有荆益”的蓝图时，曾在地图上用墨笔标注过关键节点：荆州为门户，益州为根基，待天下有变则两路出兵。可眼下，“天下有变”没等来，自家门户先被吕蒙拆了。 刘备在永安宫召集将领议事时，案上摊着两份地图：一份是伐吴的进军路线，另一份是益州的防务布防图。当黄权提出“若丞相同行，可参谋军机”时，刘备的目光在地图上的南中蛮族聚居地停顿了片刻。 他不是没想过调诸葛亮上前线。信使带着调令出发前，成都突然传来急报：汉嘉太守黄元起兵反叛，叛军已逼近临邛。诸葛亮连夜部署平叛，军报里那句“益州根基未稳，臣不敢离”，让刘备捏紧了调令的竹简。 毛主席后来在延安窑洞批注《三国志》时，用红笔圈出“跨有荆益”四个字：“隆中对里的漂亮话，得有实力托底。”当年诸葛亮画的那张图，把荆州、益州比作两翼，可蜀汉的兵力就像被拉满的弓弦，一头系着荆州的关羽，一头拴着汉中的魏延，中间还得绷紧成都这根弦——刘备伐吴时，这根弦已经快断了。 有人说，若庞统、法正还在，或许能替代诸葛亮。可入蜀时庞统中箭身亡，汉中之战后法正病逝，刘备身边能镇住场面的谋士，只剩下诸葛亮。马良虽能出使东吴，黄权虽懂军事，却都缺了诸葛亮那份“内修政理”的硬功夫——成都的粮草要督运，南中的蛮族要安抚，这些事没人比他更拿手。 更深层的，是帝王心术里那点微妙的制衡。白帝城托孤时刘备那句“君可自取”，藏着多少试探？伐吴前他把兵权交给冯习、张南这些嫡系，而诸葛亮手握内政大权，这种“军政分离”的布局，未必不是刻意为之。就像他当年让关羽守荆州，既用其勇，也防其骄，对诸葛亮，或许也有“用其智而限其权”的考量。 夷陵战败的消息传到成都时，诸葛亮正在校对新铸的铜钱。他放下刻刀，望着窗外飘落的银杏叶，突然想起二十年前隆中初见：刘备握着他的手说“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那时的水，是能载舟的长江；如今的水，却成了隔开前线与后方的天堑。 毛主席说“三分兵力，安得不败”，其实败的何止是兵力。是刘备没能把“跨有荆益”的蓝图，变成“攥指成拳”的实力；是诸葛亮的智谋，终究没能填补帝王猜忌与现实国力间的鸿沟。 多年后，诸葛亮北伐时站在五丈原的军帐里，望着关中的方向，案上同样摊着两份地图：一份是北伐路线，一份是成都防务。他轻轻合上地图，或许终于懂了刘备当年的无奈——有些刀，注定要留在鞘里，不是不够锋利，是出鞘的代价，谁也付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