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张恨水被迫结婚，他嫌弃妻子貌丑，不肯和妻子同房，四年后，妻子怀孕生下一个女儿。 事情得从老家安徽潜山说起。张恨水那时候还叫张心远，是个满脑子新思想的文学青年。他不想结婚，想出去闯荡，可架不住家里老母亲的催促。 张恨水也是个孝子，不想惹老人生气，就提了个条件：结婚行，但我得先看看人。 媒婆一听，这就安排上了。相亲那天，张恨水远远地看了一眼。这一眼，让他心放肚子里了，姑娘眉清目秀，身段窈窕，虽说裹着小脚，但在那个环境里，也算是个美人胚子。 张恨水心想，没文化可以教，只要人长得顺眼，这日子也能过。于是，这门亲事就这么定了。 谁成想，这是一出彻头彻尾的骗局。 那个被张恨水看中的姑娘，根本不是徐家要嫁的大女儿徐文淑，而是徐家的亲戚，也就是后来的小表妹。 等到洞房花烛夜，红盖头一掀，张恨水傻了眼，这跟那天见的“神仙妹妹”简直是天壤之别。 婚后的日子，那是相当难熬。张恨水对徐文淑的态度，就两个字：冷漠。 他不想看见她，也不愿意跟她说话。徐文淑倒是个传统的旧式女子，虽说长得不好看，但性子温吞，手脚勤快。她知道丈夫不喜欢自己，也不敢多言语，就闷头干活，伺候婆婆，操持家务。 没过几个月，张恨水就受不了了，找了个理由，逃一般地离开了家乡，去外地漂泊求学、搞创作去了。 这一走，就是四年。 张恨水虽然人在外面，但根还在老家。每逢过年，他还是得回去。每次回去，他母亲就给他施压。老太太的意思很明确：你看不上文淑，那是你的事，但张家不能断了香火。你得尽义务，你得生孩子。 这事儿放在现在看，简直荒谬。但在当时，这是孝道，是天大的规矩。 张恨水抗争不过母亲的眼泪和哀求。大约是在婚后第四年的某个春节，他回家过年。在母亲的强力干预下，他不得不履行了丈夫的“职责”。这种同房，没有爱情，纯粹是为了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 也就是这一次，徐文淑怀孕了。 十月怀胎，徐文淑生下了一个孩子。但这孩子命薄，生下来没多久就夭折了。 孩子没了，徐文淑痛不欲生。作为一个母亲，这是剜心之痛；作为一个不受宠的妻子，这孩子本是她挽回丈夫唯一的指望。 可张恨水的反应呢？ 他当时正因为事业不顺、婚姻不幸而满腹牢骚，听到孩子夭折的消息，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悲痛，反而脱口而出一句：“真是晦气！” 这话太重了。 咱们客观地看，张恨水当时年轻气盛，觉得这桩婚姻本身就是个错误，生出的孩子也是错误的延续，加上孩子早夭，确实给人一种诸事不顺的感觉。但这对于刚刚经历丧子之痛的徐文淑来说，无异于在伤口上撒了一把盐。 这件事，彻底暴露了张恨水在当时那个人性幽暗面——在极度的失望和厌恶面前，连基本的怜悯都变得稀缺。 后来，张恨水在北京站稳了脚跟，成了大作家。他的感情生活也终于迎来了他想要的“春天”。 他先是遇到了胡秋霞，一个身世凄苦但性格刚烈的女子。张恨水教她识字，两人生儿育女。后来，他又遇到了周淑云，这位是他的粉丝，有文化，懂京剧，两人琴瑟和鸣，被张恨水引为毕生知己。 那徐文淑呢？ 她被接到了北京。只不过，她不是来当太太的，更像是来当管家的。 在这个拥挤的大家庭里，徐文淑的位置极其尴尬。论名分，她是原配正妻；论感情，她是多余的人。但徐文淑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事——她选择了包容。 她知道自己争不过，也抢不过。她没文化，长得也不好看，在这个家里，她唯一的价值就是照顾好大家。她对胡秋霞的孩子视如己出，尤其是对张恨水的长子张晓水。据说张晓水出生时不会哭，是徐文淑把他抱在怀里暖过来的，这一抱，就抱出了一辈子的母子情。 徐文淑开始吃斋念佛。这不是一种消极的逃避，而是一种智慧的生存策略。她通过佛经，把那些嫉妒、怨恨、不甘，一点点地消化掉了。 她把张恨水当成了家里的“东家”，而不是丈夫；把其他的姨太太当成了姐妹；把孩子们当成了自己的骨肉。 1958年，徐文淑决定回老家安度晚年。她觉得在北京，自己终究是个累赘，不如回老家守着老宅子自在。 张恨水同意了。 可谁也没想到，这竟是永别。徐文淑在街头给张晓水寄信的路上，突发中风摔倒，这一摔就再也没起来，终年64岁。 消息传回北京，张恨水正在写作。听到这个消息，这位写了一辈子悲欢离合的大作家，在那一刻崩溃大哭。 他哭什么？ 或许是哭徐文淑这一辈子的不易，或许是哭自己当年的冷酷，又或许是哭那份迟到了几十年的愧疚。 在整理徐文淑遗物的时候，人们发现了一串磨得发亮的佛珠，还有她生前为张晓水缝制的衣物。她这一生，没有得到过丈夫的一句情话，没有拥有过自己的孩子，甚至连死，都是孤零零地死在路边。 张恨水后来带着孩子去祭拜她，在他的墓碑上，刻着“张母徐老孺人”的字样。他在晚年的回忆中，也终于承认了徐文淑的善良和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