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曾经的清华教授吴晗被绑在树上，批斗者一根一根拔光他的头发，接着，他们用皮鞭抽打在吴晗身上，血水混着汗水不断流下，自始至终都没人为他求情，而吴晗也在这样日复一日的折磨中，最终撒手人寰，连骨灰都找不到去了哪。 麻烦各位读者点一下右上角的“关注”，留下您的精彩评论与大家一同探讨，感谢您的强烈支持！ 1969年深秋的北京，寒意比往年更刺骨。 在城外一处荒僻的看管地，六十岁的吴晗躺在光板床上，呼吸微弱。 这位曾写出《朱元璋传》的明史大家，此刻浑身是伤，头顶有血痂，那是被粗暴拔去头发后留下的痕迹。 他的生命如同风里残烛，在无人知晓的角落悄悄熄灭。 遗体被草草处置，骨灰不知所踪，就像那个年代许多消失的生命一样，被粗暴地抹去了所有痕迹。 时光倒流六十年，在浙江义乌的吴家老宅里，少年吴春晗正捧着泛黄的书卷。 父亲是前清秀才，家里藏书颇丰，他从小就对前朝旧事充满好奇。 在金华读中学时，这个聪明又带点叛逆的少年，既读梁启超的文章，向往新思潮，也会做些出格的事情。 家道时好时坏，中学毕业后他只得回乡教书，补贴家用。 可乡村的平静拴不住年轻的心，两年后他背上行囊，先后去了杭州、上海。 在上海中国公学，一篇关于西汉经济的论文改变了他的人生。 校长胡适读到这篇文章时颇为欣赏，这份赏识像一束光，照进了年轻人的世界。 吴晗鼓起勇气给这位大学者写信请教，后来索性追随胡适的足迹北上北平。 初到北平的日子清苦，好在燕京大学图书馆给了他栖身之处，那里丰富的藏书让他正式踏上了明史研究之路，胡适也一直通过书信指导他。 考大学时，他想进胡适所在的北京大学，数学却考了零分——虽然文史和英文都是满分。 按当时北大的规矩，有一科零分就不能录取。 幸运的是，清华大学看中他的文史才华，破格录取了他。 胡适知道他家境困难，亲自写信向清华校方推荐，帮他争取到半工半读的机会。 在胡适“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方法影响下，吴晗在清华如鱼得水，接连发表多篇扎实的明史论文，在学术界渐渐有了名气，毕业后便留在清华教明史。 如果时局安稳，他或许会沿着这条学术道路一直走下去。 但抗日战争改变了一切。 随学校南迁到昆明西南联大后，国家的危难、后方的腐败、生活的困苦，为给生病的妻子袁震治病，他不得不卖掉珍藏多年的书籍。 这些现实深深触动了他。 在昆明，他接触到进步思想，1943年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开始积极参与民主运动。 这让他和坚持“读书救国”的恩师胡适，在政治道路上渐行渐远。 抗战胜利后，他回到清华，一边教书一边继续参与民主活动。 1948年，他辗转到达解放区。 新中国成立后，他从学者转变为高级干部，担任了北京市副市长等职务，1957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身份变了，笔却没停。 1959年后，他响应提倡“海瑞精神”的号召，创作了新编历史京剧《海瑞罢官》。 这出戏讲的是明代清官刚正不阿的故事，本意是弘扬正气。 1961年，他又和邓拓、廖沫沙用“吴南星”的笔名开设“三家村札记”专栏。 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些笔墨会带来灭顶之灾。 1965年，姚文元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硬把戏里的“退田”“平冤狱”说成影射现实，诬蔑这出戏是“反党大毒草”。 这篇文章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之一。 很快，“三家村札记”也被打成“反党黑店”，吴晗和邓拓、廖沫沙被污蔑为“三家村反党集团”。 风暴一来，吴晗首当其冲。 他被撤销所有职务，一次次挨批斗、遭毒打，受尽侮辱。 家里被反复抄查，墙上刷满打倒他的标语。 他被长期关押，受尽折磨。家人也未能幸免：妻子袁震被关进“劳改队”，1969年3月在病痛和迫害中含冤去世。 养女和幼子在父母都被关押后，小小年纪就承受巨大恐惧，相依为命。 妻子去世半年多后，1969年10月11日，吴晗也在持续迫害中离世。 去世时状况极惨，骨灰没有保存下来。 一个研究历史、曾身居高位、试图用笔墨参与时代的学者，最终被历史车轮碾得粉碎。 1976年“文革”结束。 1979年，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北京市委正式为“三家村”冤案平反，恢复吴晗等人的党籍和政治名誉。 同年9月，吴晗与袁震的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骨灰得以合葬。 这位命运坎坷的史学家，最终在历史中找回了应有的尊严。 他的一生，从苦读求学的才子，到卓有成就的学者，再到卷入政治漩涡的干部，最终成为时代悲剧的承受者，映照出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走过的曲折道路。 主要信源：（清华校友总会——吴晗：学者官员双重身份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