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东京审判的时候，唯一一个，全程投反对票，认定日本战犯全部无罪的法官。就是印度大法官拉达·宾诺德·帕尔。他主张所有日本战犯，全部无罪释放。 麻烦各位读者点一下右上角的“关注”，留下您的精彩评论与大家一同探讨，感谢您的强烈支持！ 1948年底的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气氛像一块沉重的铅。 经过八百多次开庭，对日本军国主义领导人的审判终于走到了尾声。 当庭长开始宣读判决时，旁听席上的人们屏住了呼吸。 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等七名首恶被判处绞刑。 然而，在法官席的一个角落，印度法官拉达·宾诺德·帕尔面前，却放着一份与众不同的文件。 那是一份厚达千页、主张所有被告无罪的“异议判决书”。 这个来自印度的法官，成了十一位法官中唯一投下反对票的人。 帕尔法官的成长背景很特别。他出生在英属印度，是通过刻苦读书从乡村走出来的法律学者。 被选派参加东京审判时，很多人觉得这位来自殖民地的法官应该会站在反法西斯阵营一边。 但帕尔从踏入法庭那一刻起，就显得不太一样。 在庄严肃穆的法庭上，他有时会对着被告席微微点头示意，这个细节让其他法官皱起了眉头。 随着审判的进行，帕尔的表现越来越让人困惑。 当检察官出示一沓沓证据：南京大屠杀的照片、细菌部队的实验报告、幸存者的血泪证词时，帕尔总是眯起眼睛，提出各种技术性质疑。 他像一个过于挑剔的质检员，在堆积如山的罪证中寻找可能存在的微小瑕疵。 他并不是完全否认暴行发生过，但他坚持认为，法律需要百分之百确凿的证据，而在他看来，许多证据的来源“可能不够中立”。 帕尔的核心观点围绕着两个法律理念打转。 首先，他认为战争是国家行为，就像一辆战车，东条英机这些人只是驾驶战车的士兵，不该为战车开向哪里负全部个人责任。 其次，他坚称“法不溯及既往”：不能用战后才明确的法律条文，去审判战前的行为。 在他眼里，这场审判更像是胜利者对失败者的报复，而不是纯粹的法律行为。 为什么帕尔会形成这样孤立的看法？ 这与他的人生经历分不开。 他在英国殖民统治下长大，对西方国家抱有深深的不信任。 看着日本这个亚洲国家竟然能挑战西方列强，他内心产生了一种复杂的情绪，甚至不自觉地美化了日本的侵略行为，将其扭曲地理解为“亚洲人反抗西方”的斗争。 同时，作为一个典型的法律书斋型学者，他沉迷于法律条文和逻辑推演的世界，却似乎对法庭外千百万战争受害者的痛苦关闭了心扉。 他更像是在解一道复杂的法律习题，而不是在审判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暴行。 尽管帕尔写下了长篇大论的异议书，但他的意见没能改变结果。 1948年12月23日，东条英机等七人在黎明前被处决。 帕尔带着他的异议回到了印度，继续教书生活。 但他没想到，他这份“孤独的异议”并没有被历史遗忘，反而在战后被一股他可能都没想到的力量捡了起来。 东京审判结束后，日本右翼势力如获至宝地发现了帕尔的异议书。 他们像淘金者发现金矿一样兴奋，开始大肆宣扬“东京审判不合法”、“日本战犯在法律上无罪”。 帕尔被塑造成一个“不畏强权、坚持真理”的孤胆英雄形象。 日本政府授予他勋章，民间团体为他立碑，甚至在供奉着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里，也竖起了纪念他的牌子。 帕尔从一个持有特殊法律见解的法官，变成了日本一些人否认侵略历史的“法律护身符”。 回过头看，帕尔在东京审判中的角色充满了历史的讽刺。 他怀着对殖民主义的反感来到东京，却最终让自己的学识成了为侵略历史开脱的工具。 他的故事告诉我们： 法律当然需要严谨的程序，但如果完全抛开人类的基本良知和历史背景，在面对反人类暴行时，冰冷法律逻辑可能会偏离正义的轨道。 东京审判最重要的意义，是第一次以国际法的形式告诉世界： 侵略是有罪的，反人类暴行必须受到惩罚。 帕尔法官那份厚厚的异议书，就像一个固执的回声，虽然没能改变主旋律，却一直提醒着我们： 历史的真相需要被小心守护，因为总有人想用各种方式来涂抹和歪曲它。 记住历史，需要的不仅是法律条文，更是对善恶最基本的分辨力，和永不妥协的记忆。 主要信源：（“界面新闻——不彻底”的东京审判 真相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