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车耀先被敌人打碎颅骨，战友以为他死了，便脱掉他的衣服，丢进弹坑，就地掩埋。一天后，一农民路过吓得汗毛倒立，他屏着呼吸蹑手蹑脚地向前查看，却发现不可思议的一幕。 麻烦各位读者点一下右上角的“关注”，留下您的精彩评论与大家一同探讨，感谢您的强烈支持！ 1923年初春的川西平原，空气中还弥漫着硝烟与血腥的气息。 一场激烈的战斗刚刚结束，战场上横陈着阵亡者的遗体。 年轻的川军士兵车耀先倒在一处弹坑旁，头部被子弹击中，军帽下渗出暗红的血迹。 战友们清扫战场时，发现他气息全无，颅骨处有严重的创伤。 在那种紧急情况下，他们只能匆匆用一件军衣盖住他的面容，将他安置在弹坑中，覆上一层薄土便继续前进。 谁也没有想到，第二天破晓时分，一位早起拾柴的农人途经这片战场。 晨雾缭绕中，他隐约听见微弱的呻吟，惊得脊背发凉。 壮着胆子走近声音来源，他惊讶地发现一处新土在微微起伏。 农人急忙扒开泥土，看见了还有一丝生息的车耀先。 原来子弹虽然击穿颅骨，却奇迹般地避开了要害。 在昏迷了整整一昼夜后，他竟顽强地苏醒过来。 农人立即将他背回家中，用草药和土方悉心救治。 这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在车耀先心中埋下了深刻的反思。 养伤期间，头部缠着绷带的他常常望着窗外出神。 他开始思考： 这些军阀间的混战究竟为了什么？ 百姓流离失所，国土四分五裂，这就是他当初从军报国所追求的吗？ 伤口愈合后，一道深深的疤痕永远留在了他的额际，而心中对救国之路的求索也愈发强烈。 康复后不久，车耀先与自幼相识的黄三姑娘结为连理。 这位朴实的农村女子虽不识字，却有着一颗善良通透的心。 她细心照料丈夫的生活，更支持他寻找人生方向。 在妻子鼓励下，车耀先广泛阅读进步书刊，接触新思想，最终于1929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由于他在成都拥有广泛的社会关系，党组织决定让他以商人身份为掩护开展地下工作。 于是，成都三桥南街出现了一家名为“努力餐”的餐馆。 车耀先充分发挥了他的经营才智： 将特色菜编成朗朗上口的顺口溜，在街巷间传唱； 推出价格实惠的“大众蒸碗饭”，让普通劳动者也能吃饱吃好； 每张桌上的筷筒都刻着真诚的话语： “如果我的菜不好，请君向我说；如果我的菜好，请君向你的朋友说。” 这些别出心裁的做法使餐馆很快门庭若市。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每天清晨餐馆二楼那间朝南的小房间里，车耀先会以品茶为名，与各类“特殊客人”会面。 他们低声交谈，传递信息，策划行动。 而黄三姑娘虽然从未被告知丈夫的真实身份，却凭直觉感受到这些“生意往来”的不同寻常。 她以女性特有的细腻，将餐馆打理得井井有条，对往来人员察言观色，时常巧妙地为可能遭遇危险的同志传递信号。 1936年“西安事变”后，面对国民党当局的消息封锁，车耀先创办了《大声》周刊。 编辑部就设在餐馆后院一间不起眼的厢房里。 油墨的气息常常弥漫到前厅，与饭菜香交织在一起。 这时他已将大部分精力投入革命工作，餐馆的经营完全交给了妻子。 黄三姑娘虽然不识字，却凭着惊人的记忆力管理账目，每当丈夫需要资金支持工作时，她总是默默取出积蓄。 1940年3月的一个雨夜，灾祸突然降临。 一群特务闯进“努力餐”，以莫须有的“抢米事件”相关罪名逮捕了车耀先。 被带走前，他只来得及托人给妻子捎去口信： “照顾好孩子们，我一时回不来了。” 这句话成了夫妻间最后的嘱托。 在接下来的六年牢狱生涯中，车耀先遭受了种种酷刑，但始终坚贞不屈。 在阴暗的牢房里，他与罗世文、韩子栋等难友秘密组建了狱中党支部。 他们利用放风时间交流信息，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坚持斗争。 1946年8月18日，车耀先在重庆松林坡刑场英勇就义，时年52岁。 而在成都，“努力餐”的灯火依旧每天黄昏亮起。 黄三姑娘带着五个孩子，继续经营着餐馆。 她保持着丈夫定下的所有规矩——包括对说出“一菜一汤”暗号的人免费用餐。 夜深人静时，她常常独自坐在丈夫曾经办公的小房间里，轻轻抚摸他留下的书籍，尽管她看不懂上面的文字。 1949年冬天，成都解放后不久，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王维舟亲自来到“努力餐”。 当得知丈夫的真实身份和牺牲的消息时，这位等待了九年的女子没有落泪，只是静静地点了点头。 五年后，黄三姑娘因病去世，与丈夫一样，她的一生也融入了那个风雨年代的历史长河之中。 主要信源：（澎湃新闻——百名民警讲英烈故事：永远的丰碑——车耀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