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被永久开除党籍的国歌词作者田汉，在狱中结束了70载的生命，过了7年，他的妻子才得知，大家都说他走得冤，妻子却说：“他有福气啊。” 麻烦各位读者点一下右上角的“关注”，留下您的精彩评论与大家一同探讨，感谢您的强烈支持！ 1968年寒冬的北京，一间医院的普通病房里，一位瘦骨嶙峋的老人静静地停止了呼吸。 他的床头卡片上，写着一个陌生的名字：“李伍”。 没有人知道，这个悄无声息离世的病弱老人，曾用他的笔写下过震撼整个民族的歌声：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他的名字叫田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词作者。 而此刻，他孤独地走了，他的家人对此一无所知，仍在远方痴痴等待。 田汉的故事要从湖南乡间说起。 1898年，他出生在长沙一个清苦的农家。 九岁那年，父亲离世，母亲靠着织布机“吱呀吱呀”的声响，艰难地养活几个孩子。 好在田汉从小爱读书，脑袋也灵光。 他的舅舅看这孩子有出息，咬牙供他上了学。 读书打开了田汉的眼界，也让他对文字和戏剧着了迷。 后来，舅舅又想办法送他去日本留学。 在异国他乡，田汉接触到了各种新思想。 尤其是戏剧，他觉得这玩意儿有力量，能唤醒人。 二十多岁回国后，田汉一头扎进了文艺圈。 他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搞创作，办剧团，写剧本。 他写的戏，讲的都是普通人的悲欢离合，很受年轻人欢迎。 那些年，他像一团火，想用戏剧照亮些什么。 但真正让全中国记住他的，是一首在困顿中诞生的歌。 那是1934年，日本人的铁蹄已经踏进了东北。 上海的一家电影公司找到田汉，请他写一个鼓舞人心的电影剧本，这就是后来的《风云儿女》。 剧本快写完时，田汉胸中一股热血翻涌，他抓起笔，在稿纸的最后一页空白处，匆匆写下了一段歌词。 没过多久，他就因为参加进步活动被捕入狱。 那段歌词被偷偷带了出来，交到了一个叫聂耳的年轻音乐家手里。 聂耳看到歌词，心潮澎湃，连夜为它谱上了激昂的曲调。 第二年电影上映，当“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歌声响起时，无数人热泪盈眶。 这首歌像野火一样烧遍了全国，成了抗战时期最嘹亮的号角。 田汉的名字，也随着这歌声，刻进了民族的记忆。 新中国成立后，田汉成了文艺界的重要人物。 他忙着改革旧戏曲，创作新剧本，想让文艺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他写的国歌，在新中国的开国大典上奏响，那是他一生中最光荣的时刻。 他和妻子安娥生活在一起，安娥也是一位有才华的革命者，两人相伴多年。 日子似乎就要这样平稳而充实地过下去。 然而，1966年的冬天，风暴毫无预兆地降临。 一天深夜，急促的敲门声打破了宁静。 田汉被带走，再也没有回来。 安娥拖着因中风而不便的身体，只能一天天、一年年地等。 这一等，就是漫长的七年。 田汉被关押的地方，条件极其恶劣。 他年纪大了，本来就有糖尿病和心脏病，在那种环境里，身体很快垮了下去。 更折磨人的是精神上的压力。 他们不叫他的名字，只叫他“李伍”，逼他承认各种莫须有的罪名。 1968年12月10日，他孤零零地死在医院，身边没有一位亲人。 直到最后一刻，他用的还是那个屈辱的化名。 可悲的是，安娥和儿子田大畏，还在苦苦打听父亲的消息。 真相在七年后才以一种残忍的方式到来。 1975年，有关部门正式通知家属：田汉已于1968年病故，并被定为“叛徒”，开除党籍。 听到这个迟来七年的死讯，安娥愣住了，巨大的悲痛几乎将她击倒。 但当她听到“叛徒”这个结论时，一种更深的悲哀涌了上来。 她沉默了很久，最后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 “走了也好，这对他，算是有福了。” 在场的人无不愕然。 只有最了解田汉的安娥明白，对于把气节和尊严看得比命还重的丈夫来说，这样没有尽头的折磨，死亡或许真的是一种解脱。 她这句看似反常的话里，浸透了无尽的辛酸和绝望。 又过了几年，时代的阴霾终于渐渐散开。 1979年，组织为田汉彻底平反，恢复了他的一切名誉。 人们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可是，连一张像样的遗像都难找到，骨灰更是在当年就不知所踪。 最后，亲友们将他生前用过的老花镜、一支钢笔、一本他珍爱的《关汉卿》剧本和一张《义勇军进行曲》唱片，郑重地放入骨灰盒中。 这没有骨灰的安葬，是对那个荒诞年代无声的控诉。 如今，田汉安眠在北京西山的墓地。 他的墓很简朴，但每当清晨，国歌的旋律在无数地方奏响时，人们就会想起那个在困顿中写下激昂词句的湖南书生。 他的一生，像他写的歌词一样，有高昂，也有沉郁；他曾被遗忘，但最终被历史铭记。 他最大的作品，早已超越纸张，化为一个民族血脉里的声音，只要这歌声还在回荡，田汉就没有真正离开。 主要信源：（长沙发布——长沙这么红｜“敌有枪炮，我有血肉”——“国歌之父”田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