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晚年非常惨，两个儿子已经牺牲了十多年，他和妻子潘兰珍生活困顿，有时甚至断粮半个月，但在他都吃不上饭的时候，身上其实怀有两万元巨款。 麻烦各位读者点一下右上角的“关注”，留下您的精彩评论与大家一同探讨，感谢您的强烈支持！ 1938年夏末，四川江津的码头在暮色中显得有些冷清。 一艘小船靠岸，下来的乘客里，有位年近六十的老者，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长衫，手里攥着把旧蒲扇。 他下船时脚步有些不稳，身旁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女子连忙搀住。 女子相貌端正，衣着朴素，背着一个不大的包袱。 这便是陈独秀和他年轻的妻子潘兰珍，他们从武汉辗转来此，打算投奔一位老友。 此时的陈独秀，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在北大讲台上意气风发、引领新文化运动的陈独秀了。 陈独秀的晚年，是在颠沛流离和贫病交加中度过的。 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早已为革命牺牲，曾经的同志和朋友大多离散。 政治上，他因种种原因陷入孤立；生活上，他失去了稳定的经济来源。 国民党方面曾试图拉拢他，许以高官厚禄，但被他拒绝。 他保持着知识分子的气节，不愿与当局合作，也因此失去了改善处境的机会。 潘兰珍的出现，是陈独秀晚年生活里为数不多的温暖。 她比陈独秀小近三十岁，本是上海一家烟草厂的女工，没读过什么书，但心地纯良，性格坚韧。 他们相识于1930年的上海，那时陈独秀为躲避追捕，化名隐居在弄堂里。 年轻的潘兰珍对这位饱读诗书、气度不凡的“李先生”由好奇而生好感，常帮他做些家务。 陈独秀也教她识字读书，两人渐渐走到了一起。 这段感情起初并不被人看好，年龄、学识、阅历的巨大差距横亘其间。 但潘兰珍用她的朴实和真诚，打动了历经沧桑的陈独秀。 真正的考验接踵而至。 1932年，陈独秀被捕，押往南京。 得知消息的潘兰珍辞去工作，将养女托付他人，独自赶到南京，在监狱附近租了间小屋住下，靠做零活维持生计，只为能时常去探望。 狱中的陈独秀劝她回去，说会连累她。 潘兰珍只是摇头，继续为他送饭、洗衣，陪他说话。 在那段失去自由、前途未卜的日子里，这份不离不弃的陪伴，成了陈独秀精神上重要的支撑。 出狱后，陈独秀公开确认了潘兰珍的妻子身份，无论旁人如何看待，他都给予了她应有的尊重和名分。 然而，生活的困境并未因出狱而缓解，反而随着战乱加剧。 他们从南京到武汉，最后来到相对偏远的江津，投奔友人邓仲纯。 不料却遭邓妻冷遇，只得另寻住处。 他们搬进了江津乡下鹤山坪的石墙院，那是几间简陋的农舍，墙皮斑驳，夏热冬冷。 陈独秀有严重的高血压和肠胃病，需要静养和调理，但这里缺医少药，营养也跟不上。 生活开支常常捉襟见肘，有时甚至断粮。 潘兰珍曾悄悄当掉自己仅有的首饰，换些米粮，被陈独秀知道后，两人相对无言，唯有叹息。 最令人唏嘘的是，在这样困顿的境地里，陈独秀身上其实揣着一笔“巨款”——两万元。 那是国民党教育部预支给他编写《小学识字课本》的稿费。 但因书名中“小学”二字的理解与当时的官员发生争执。 陈独秀认为对方不懂学术、横加干涉，一怒之下，便将钱原封不动地存了起来，坚持不按对方意思修改就决不动用。 即便家里揭不开锅，潘兰珍曾试探地问能否先挪借一点应急，也被他断然拒绝。 在他看来，这关乎学术的独立和人格的尊严，比吃饱肚子更重要。 潘兰珍虽然生活艰难，但理解并尊重丈夫的这种“固执”。 在江津的最后几年，陈独秀的身体每况愈下，但他仍坚持阅读和写作，研究文字学。 潘兰珍是他唯一的助手和依靠。 她料理所有家务，为他整理文稿，在他病痛时端汤送药，在他苦闷时默默陪伴。 1942年5月，陈独秀因高血压引发心脏病，病情急剧恶化。 临终前，他最为牵挂的便是年轻的妻子。 他留下遗言，叮嘱潘兰珍在他走后要自立生活，若遇合适的人可改嫁，好好度过余生。 他特别再次强调，那两万元是“来路清楚”的钱，但他既已不能完成书稿，便决不能动用，要她切记不可用他的名声去谋利。 5月27日，陈独秀在江津石墙院病逝，终年63岁。 陈独秀去世后，潘兰珍谨记丈夫的嘱咐。 她没有以“陈独秀遗孀”的身份寻求特殊关照，先在当地农场工作了四年，后返回上海，在小学食堂找了一份工作，自食其力。 她后来与一位国民党下级军官结婚，但对方不久病故。 命运多舛的她，最终在1949年因患子宫癌去世，年仅42岁。 她陪伴陈独秀走过了人生最后十二年最困顿的岁月，用最朴素的方式，诠释了何谓相濡以沫、患难与共。 而陈独秀晚年在贫病中守着原则、坚守气节的身影，连同他与潘兰珍之间这段超越年龄与境遇的真情，也成为了那段复杂历史中，一个令人感慨的侧影。 主要信源：（澎湃新闻——【红色记忆】陈独秀的晚年生活‖俞荣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