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子在古代陪侍权贵是惯例，像梅兰芳都是被冯耿光，从相光堂子赎出来的，甚至不断花费重金给梅兰芳买大别墅，请名师。 麻烦各位读者点一下右上角的“关注”，留下您的精彩评论与大家一同探讨，感谢您的强烈支持！ 说到旧时候的戏子与权贵的关系，梅兰芳和冯耿光的故事是个绕不开的例子。 但这事里头，有很多细节和咱们平常听说的不太一样。 先说“堂子”。 很多人一听“从堂子里赎出来”，脑子里想的大概是那种不好的地方。 其实不是那么回事。 清末民初北京的“堂子”，正经名字叫“私寓”，它最主要是个学戏的地方，像个小型的戏曲学校和集体宿舍。 有名气的老师在这里收徒弟，孩子们吃住、练功、学戏都在一起。 当然，因为学戏的孩子多半清秀伶俐，而来看戏、捧角的又多是些文人、官员、有钱的商人，所以“堂子”慢慢也成了一个社交的场所。 客人除了听戏，有时候也会被请到后堂坐坐，和孩子们说说话、喝喝茶，这叫“打茶围”。 这是一种风雅的习惯，但也让这里头的界限变得有些模糊。 梅兰芳小时候家境中落，就被送到这样的“云和堂”学艺兼居住。 冯耿光这个人，是当时中国银行的总裁，是金融界和政界都很有分量的人物。 他喜欢京剧，也有能力捧角。 他看中梅兰芳的时候，梅兰芳还是个少年，但已经能看出是块极好的材料，扮相、嗓子、身段都出类拔萃。 冯耿光对梅兰芳的“捧”，可不仅仅是喝彩叫好，而是实打实地、系统性地投入。 他做的最重要的几件事： 一是出资为梅兰芳购置了北京无量大人胡同的一所宅子。 这可不是小事，这意味着年轻的梅兰芳有了自己安稳、体面的家，能从“堂子”那种半公共的环境里搬出来，有了私密的空间可以潜心钻研艺术。 二是利用自己的财力和人脉，为梅兰芳延请了当时最顶尖的名师，比如王瑶卿、陈德霖等大家来给他“说戏”、精心指点。 这就好比给最有天赋的学生，配备了最好的教授和资源，让梅兰芳的艺术水平得到了飞速的提升。 那么，冯耿光图什么呢？ 像他这样精明的大银行家，投入这么多，肯定不是做慈善。 他图的，不是直接的经济回报。 他投资的，是梅兰芳这个人将来可能带来的“名望”和“社会资本”。 当梅兰芳在他的支持下，艺术日益精进，名声越来越响，成为京津沪最炙手可热的名角时，作为梅兰芳最主要的赏识者和支持者，冯耿光在社交圈里的地位和声望也水涨船高。 梅兰芳的戏台和客厅，成了冯耿光最风雅、最有效的“社交会所”。 在这里结交名流、洽谈事务，格调极高。 艺术，在这里成了一张无比精美又极具分量的“社会名片”。 得到这样的扶持，梅兰芳自然也要承担相应的“义务”。 他的时间和生活，不可能完全由自己支配。 他需要出席冯耿光圈子里的许多堂会、宴请和应酬。 他的艺术创作和个人发展，无形中也会与这位大赞助人的意愿和其社交圈的趣味产生关联。 这是一种深度的绑定，一种在获得巨大资源的同时，也必须接受的、微妙的“依附”关系。 实际上，在当时的京剧界，这并非特例。 成名的“角儿”背后，几乎都有一位或几位有财有势的“捧家”。 比如另一位大师程砚秋，早期就深受文人罗瘿公的倾力扶持。 这是那个时代的一种风气，也是艺人在复杂的社会结构中谋求发展和保护的一种现实路径。 但梅兰芳之所以成为后世纪念的“梅兰芳”，就在于他远远超越了这种“被捧的角儿”的身份。 他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冯耿光提供的宝贵资源，将其全部转化为攀登艺术高峰的阶梯。 他以惊人的勤奋和悟性，汲取各家精华，勇于创造，最终创立了典雅精湛、中正平和的“梅派”艺术，成为了公认的一代宗师。 他的艺术成就之高，使得任何关于他出身和早期经历的议论，都不得不让位于对他艺术本身的崇敬。 更关键的是，在国家民族大义面前，他展现了独立的人格。 抗战时期，他蓄须明志，坚决不为日伪演出，哪怕牺牲了自己最心爱的舞台。 这一举动，是他超越一切人情与资本网络的、铮铮铁骨的体现。 所以，回顾梅兰芳与冯耿光的往事，我们不能简单地用“赎身”或“包养”这样的词去概括。 它是一个在特定历史环境下发生的、复杂的个案。 其中既有传统社会“知遇之恩”的情义，也有新兴资本对文化符号的投资与绑定； 既有艺术对资源的依赖，也有天才对环境的超越。 它像一面多棱镜，折射出艺术在现实社会中生存与发展的复杂光谱： 纯粹的艺术渴望独立生长，但往往又需要世俗资源的浇灌；而资源的注入，总是伴随着它自身的逻辑与期待。 主要信源：（上观新闻——历史 | 古代戏子：社会地位、命运与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