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岁的邓颖超，找到李鹏，开口就是一句：“我想安乐死。” 麻烦各位读者点一下右上角的“关注”，留下您的精彩评论与大家一同探讨，感谢您的强烈支持！ 在人生最后的岁月里，邓颖超同志时常静静地坐在书房中。 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来，落在她清瘦却依然挺拔的肩头。 桌上堆叠着等待处理的文件，她的手边是一副老花镜和一杯清茶。 这位为革命奉献了一生的老人，身体已经大不如前，病痛像一位不请自来的客人，长期驻扎了下来。 1992年的一个春日，李鹏同志前来探望。 会客室里很安静，能听到墙上挂钟规律的走动声。 邓颖超坐在靠窗的沙发上，腿上盖着薄毯。 当日常的寒暄过后，她看着李鹏，语气平静而认真地说： “有件事我思考了很久。如果我的病到了最后阶段，确实没有希望了，我希望能够平静地离开。不必用太多医疗手段勉强维持，那样既痛苦，也没有真正的意义。” 她说话时目光清澈，神情坦然，仿佛在讨论一件极其自然的事情。 稍作停顿后，她望向窗外那棵吐露新芽的老槐树，缓缓补充道： “我看过恩来最后的日子。当生命真正走到尽头时，人应当有选择保持尊严的权利。”这 番话不是一时兴起，而是她长久思考的结果。 早在1982年，邓颖超就曾对身边的亲属们表达过类似的想法。 那是一个夏天的午后，她把外甥们叫到身边，郑重地嘱咐： “如果将来我得了无法医治的重病，千万不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进行抢救。那些宝贵的医疗资源，应该用在更有希望、更需要的人身上。” 她说这些话时语气平和，就像在安排一件寻常的家事，却让在场的亲人们心情沉重。 他们明白，这是姑姑深思熟虑后的人生抉择。 这种观念的形成，与她亲身经历的一段艰难岁月密不可分。 1972年，周恩来总理被确诊患有癌症。 在随后的四年里，邓颖超日夜陪伴在侧，亲眼目睹了挚爱之人与病魔抗争的全过程。 周总理以惊人的毅力忍受着剧痛，却依然坚持处理国事。 邓颖超看在眼里，痛在心上。 1976年总理逝世时，她在无尽的悲痛中，也隐隐感到一种解脱。 她不忍再看所爱之人承受那样的煎熬。 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促使她开始深入思考生命的终点究竟意味着什么，以及现代医学在终末期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1988年，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一期探讨“安乐死”的专题节目。 邓颖超观看后，特意委托工作人员给电视台写信。 她在信中说： “你们勇敢地提出这个问题进行讨论，我很赞同。我认为‘安乐死’是唯物主义的观点。” 这封信是她对自己信念的一次公开表达，也显示了她希望社会能理性探讨这个涉及生命伦理的重要话题。 然而，当理论上的思考遇到现实情况时，事情往往复杂得多。 1991年夏天，邓颖超因病情加重入院治疗。 医疗专家组经过会诊，建议进行手术以解决消化系统的问题，认为这能提高她的生活质量。 邓颖超起初并不同意，她觉得自己年事已高，不必再动手术。 但在医生和同志们“手术后还能继续工作”的劝说下，她最终还是接受了。 这次手术为她争取了大约一年的时间，在这段日子里，她依然坚持处理了许多公务。 随着1992年春天的到来，她的身体每况愈下。 躺在病床上，她时而清醒，时而昏睡。 清醒时，她最关心的是自己的身后事是否安排妥当。 她曾问秘书： “我的情况向中央报告了吗？我写的那些交待，都送上去了吗？” 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她才轻轻点头。 有一次，她望着天花板，缓缓说道： “我是个唯物主义者，生死看得很开。有生就有死，就像机器用久了，零件总会磨损。到了那个时候，不必再费大力气修补了。” 1992年7月11日，邓颖超同志安详离世，享年八十八岁。 人们遵照她的遗愿，简化了丧仪，将她的骨灰撒入了她与周总理共同深爱的祖国山河。 她晚年关于生命尊严与医疗选择的思考，在当时无疑是超前且充满勇气的。 即便在今天，“安乐死”或“尊严死”依然是一个在全球范围内充满伦理、法律和情感争议的复杂议题。 它触及个人自主、医疗伦理、家庭情感与社会观念的多重维度。 邓颖超同志以一位唯物主义者和革命者的通透，直面死亡这一终极命题。 她的思考不仅体现了始终如一的奉献精神，更展现了对个体生命尊严的深刻理解与尊重。 这份在生命终点留下的思考，与她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交相辉映，成为后人继续探讨生命意义与尊严时，一个无法绕过的、沉重而明亮的坐标。 主要信源：（环球在线——揭秘:没有直系亲属 邓颖超怎样立遗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