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 年，杀害过小萝卜头的国民党特务杨钦典，偷偷将 19 名革命志士放出监狱，这一举动让本该处极刑的他有了一个意外的结局！ 麻烦各位读者点一下右上角的“关注”，留下您的精彩评论与大家一同探讨，感谢您的强烈支持！ 1949年11月底的重庆，天色总是灰蒙蒙的，像一块拧不干的抹布。 在歌乐山脚下一座叫“白公馆”的旧宅院里，空气更是凝固了一般。 这里名义上是宅子，实际上是关押“要犯”的监狱。 看守班班长杨钦典，一个四十岁左右的河南汉子，这些天心里像揣了只兔子，七上八下。 外面隐隐约约的炮声和城里乱糟糟的动静，都说明天要变了。 更让他睡不着觉的，是上头传来的一道密令：清理监房，一个不留。 这道命令，逼着他必须做个选择。 他这个人，身上背着血债——参与杀害那个只有八岁的孩子“小萝卜头”，这事儿像块大石头，压得他透不过气。 可如今，他手里攥着牢房的钥匙，面前是十九个活生生的人命。 这把钥匙，是锁上他们，还是打开生路，全在他一念之间。 杨钦典不是天生的恶人。 他老家在河南郾城，家里穷得叮当响。 二十多年前，他扛起枪加入国民党的队伍，想法很单纯：当兵吃粮，混口饱饭。 因为他个子高大，人也本分，后来竟被挑中去给蒋介石、宋子文这些大人物当过外围警卫。 再后来，他被军统的头子戴笠调到重庆，成了这所秘密监狱的看守头目。 刚来的时候，他觉得这就是份工作，上头让看着谁就看着谁，没想太多。 日子久了，高墙里的所见所闻，慢慢撬动了他心里某些地方。 他看守的这些人，被叫做“共党要犯”，可看起来和他听说的不太一样。 比如那个叫陈然的年轻人，还是他老乡，谈起国家前途、百姓受苦，眼睛里有光。 还有像许晓轩、罗广斌这些人，在暗无天日的牢房里，居然还偷偷学外语、讨论学问，受尽酷刑也不低头。 他们之间那种互相扶持、坚信明天会更好的劲儿，让杨钦典感到困惑，又隐隐有些触动。 他开始觉得，这些人不是坏人，他们只是信了另一套道理。 真正把他推入噩梦的，是几个月前的一件事。 上司命令他，对关押的一个小男孩“小萝卜头”宋振中下手。 那孩子才八岁，因为父母是革命者，从小就在监狱里长大。 面对孩子清澈又惊恐的眼睛，杨钦典的手哆嗦得厉害，怎么也下不去手。 最后，是别的特务动的手。 可孩子断气前的眼神，从此粘在了他的记忆里，夜里常常把他惊醒。 从那以后，他对自己这份“差事”产生了深深的厌恶和恐惧，他知道自己站在了恶的一边。 时间走到1949年11月27日。 穷途末路的当局下了最后也是最残忍的命令：处决所有政治犯。 惨烈的屠杀在另一所监狱“渣滓洞”率先开始，白公馆的警卫大部分被调去帮忙，这里一下子空了不少，只剩下杨钦典和寥寥几人。 牢房里剩下的十九个人，包括后来写下《红岩》的罗广斌，都明白最后的时刻到了，气氛紧张得能滴出水来。 就在这时，罗广斌隔着牢门，压低声音对正在走廊上心神不宁踱步的杨钦典说了话。 那一两个小时，可能是杨钦典一生中最漫长的时间。 他脑子里像有两个人在打架。 他咬咬牙，趁着夜色和混乱，悄悄打开了牢门。 他带着这十九个人，避开零星的岗哨，从一条平时运垃圾的小道，溜出了白公馆。 当这些人影消失在重庆漆黑的街巷中时，杨钦典知道，自己再也没有回头路了。 重庆解放后，杨钦典没有跑。 在罗广斌的陪同下，他找到了新政府的公安局，把事情的前前后后，包括自己参与杀害小萝卜头的罪行，全都坦白交代了。 因为罗广斌等十九人的证词，证实了他关键时刻的立功行为，人民政府决定对他宽大处理，不追究历史罪行，还表示可以给他安排个工作。 但杨钦典拒绝了，他选择回到河南郾城老家，重新当一个农民。 他想，或许在土地里流汗，能慢慢洗掉手上的污迹和心里的不安。 回家的路，并不好走。 乡里乡亲隐约知道他过去是给国民党做事的，风言风语不少，他一度被孤立。 更大的风浪在“文革”时期袭来，他被当成“历史反革命”抓起来，判了重刑。 在狱中，他始终没有乱说一句话，没有牵连任何人。 直到十几年后，法院重新审查，再次确认了当年因他立功而宽大的政策，他才被释放。 2005年，杨虎城将军的后人专门去看望他，他见到来人，愧疚得又想下跪，被对方紧紧扶住。 2007年，杨钦典在老家默默离世。 杨钦典的故事，很难用“好人”或“坏人”来简单标签。 他更像历史大河里一片身不由己的落叶，一度被卷入罪恶的漩涡，沾满了泥泞。 但在最关键的河弯处，他内心残存的良知和对光明的微弱向往，让他鼓起毕生勇气，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把自己和十九个人推出了漩涡。 这个选择，没能抹去他曾经的罪，但为他换来了救赎的可能。 主要信源：（人民文摘——杨钦典的“黑”“红”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