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58岁的郑念拒绝出狱，她需要一个道歉。突然，暴跳如雷的监狱长，狠狠地下令说：“把她扔出去……”就这样，郑念被人架着，粗鲁地扔了出去。 ​​冰冷的水泥地硌得膝盖生疼，尘土沾满了她洗得发白的囚服，可郑念硬是撑着单薄的身子站了起来。她掸了掸衣角的灰，抬头望向那扇紧闭的监狱大门，眼神里没有丝毫退缩，只有一股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倔强。谁能想到，这个被粗暴对待的老人，曾是留洋归来的名门才女，更是为国家争取过不少公道石油订单的爱国人士。 ​​六年前的那个夏天，红卫兵闯进她的家，把“英国间谍”“资产阶级走狗”的帽子扣在她头上，没经过任何正规审判，就把她关进了上海第一看守所。此后两千三百多个日夜，她成了代号1806的囚犯，遭受过无休止的审讯、手铐嵌进肉里的酷刑，也被威逼利诱着认罪揭发。可无论面对怎样的折磨，她始终挺直腰杆，甚至在“犯罪分子”的标签前，倔强地加上“没有犯过任何罪的”。 ​​狱中环境恶劣到难以想象，可郑念始终保持着体面。她用饭粒当浆糊，把卫生纸贴在墙上防止灰尘弄脏被褥，用破布缝制简单的衣物，哪怕身陷囹圄，也不肯丢掉做人的尊严。审讯时，她熟读《毛选》，用里面的逻辑反驳审讯者，让对方哑口无言；有人劝她服软少受些苦，她只淡淡回应：“没做过的事，我为什么要求饶？” ​​被扔出监狱的那一刻，她不是不想获得自由，只是这份“不明不白”的释放，不是她想要的结果。她蒙冤入狱六年半，名誉被践踏，人生被打乱，最牵挂的女儿也没了消息。她要的不是苟且的自由，是一个公开的道歉，一份正式的平反，是让所有人都知道，她姚念媛清清白白，从未背叛过自己的祖国。 站在看守所外的马路边，郑念茫然四顾。曾经熟悉的上海街头，如今竟有些陌生，囚服在人群中格外扎眼，路人投来的目光有好奇、有回避，唯独没有她期盼的歉意。她没有去处，家早就被抄没，家具、书籍、珍藏的字画全被搬空，只剩下一座空荡荡的房子。可她没顾上休息，当天就揣着仅有的一点钱，四处打听女儿郑梅萍的消息。 那些日子，她顶着烈日跑遍了上海的大街小巷，找过曾经的同事、朋友，甚至托人打听红卫兵的下落。每一次满怀希望出发，每一次都是失望而归。有人劝她：“都这把年纪了，别折腾了，好好活着比什么都强。”她却摇头，眼底泛着红：“我女儿才二十多岁，她那么善良，不可能有事，我必须找到她。”直到半年后，她才从一位老邻居口中得知真相——女儿早已在狱中遭受迫害，年轻的生命永远停在了24岁。 那天，郑念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屋子里，没有号啕大哭，只是静静地坐着，眼泪无声地淌下来，打湿了衣襟。她想起女儿小时候的模样，想起母女俩相依为命的日子，想起入狱前女儿对她说的那句“妈妈，你一定要好好的”。巨大的悲痛几乎将她击垮，可她硬是咬着牙挺了过来。第二天清晨，她依旧整理好衣衫，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继续为平反奔走。 她一次次写材料、递申诉，哪怕被驳回，哪怕被人冷嘲热讽，也从未放弃。有人说她固执，说她不识时务，她却始终坚信：“公道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1978年，在她持续不断的申诉下，有关部门终于重新调查她的案件。当平反通知书送到她手上时，58岁的老人捧着那张纸，哭了又笑，笑了又哭。迟到了十年的清白，终于来了。 后来，郑念旅居美国，写下了《上海生死劫》一书。她没有在书中渲染仇恨，只是客观记录下那段黑暗的岁月，记录下自己如何在绝境中坚守尊严，如何在磨难中保持善良。这本书在海外引起了巨大反响，让更多人了解到那段历史的真相，也让人们记住了这个有骨气、有气节的中国女性。 晚年的郑念，始终牵挂着祖国。有人问她，经历了那么多苦难，会不会恨？她笑着摇头：“我恨的是那些荒唐的年代，恨的是那些施暴者，可我永远爱我的祖国，爱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她用一生诠释了什么是“士可杀不可辱”，什么是中国人的风骨。在那样的绝境中，她没有丢掉尊严，没有放弃希望，用倔强和坚守，书写了一段令人敬佩的人生。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