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志凯教授有句话，听了让人后背发凉。   他说如果中日开战，千万别犯盲目自信的错误，甲午战争开打前，日本间谍已经在中国活动了二十多年，他们甚至清楚知道北洋舰队每天的伙食是什么。 当时的日本刚刚完成明治维新，国力初升却野心膨胀，将中国视为对外扩张的主要目标。 为了摸清中国的虚实，日本政府有组织、有计划地向中国派遣了大批间谍，最早的间谍组织“玄洋社”，早在1884年就在上海建立了名为“东洋学馆”的据点，表面上是培养日语人才、促进中日交流，实则是训练间谍的秘密基地。 1886年，更大规模的间谍机构“乐善堂”在汉口成立，这个机构以经营眼药水、书籍、杂货为掩护，迅速将触角延伸到北京、长沙、重庆、天津、福州等主要城市，甚至深入到农村地区。 这些间谍不只是搜集军事信息，还对中国的风土气候、人情风俗、农工商业、金融运输等方方面面进行详细记录，最终由间谍根津一整理编纂成两千多页的《清国通商综览》，为日本军政当局制定侵华策略提供了海量第一手资料。 当时的日本间谍为了获取军事机密，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他们有的以外交官、商人、医生、学生的合法身份作掩护，有的则剃发改装，完全冒充中国人深入各地侦察。 在天津这个李鸿章的驻地、清廷军事指挥核心，日本领事馆每天都会派出二三十名奸细，分散到各个军营和要害部门打探消息。 日本陆军部的神尾光臣是当时著名的“中国通”，1882年就被派到中国搜集情报，1892年担任日本驻北京公使馆武官后，通过贿赂军机处官员获得了大量机要情报。 1894年他驻天津期间，专门监视李鸿章的行动，通过收买李鸿章身边的人，不仅掌握了北洋舰队的调动、护航计划，连军队的补给情况、官兵的日常伙食都了如指掌。 另一名间谍石川伍一则潜入天津军械局，通过金钱和美色诱惑，买通了军械局书办刘棻，获取了清军各营枪炮、火药、子弹的具体数目，甚至制造弹药的产量和库存数据。 这些看似琐碎的情报，在战争中发挥了致命作用。1894年7月，清政府租用英国商船运送援兵赴朝，同时派北洋舰队护航的消息，很快就被日本间谍探知。日本大本营立即调整部署，派军舰前往截击，引发了丰岛海战。 同年9月，北洋舰队奉命护航援军赴朝，出发时间被潜伏在威海的间谍宗方小太郎摸清并上报，日军联合舰队随即提前设伏，导致黄海海战爆发。 更致命的是，日本间谍通过长期侦察，摸清了山东半岛的布防情况，提出了从荣成湾登陆、背后进攻威海卫的战术建议，这一建议被日军采纳后，北洋舰队陷入陆海夹击的绝境，最终全军覆灭。 令人痛心的是，当时的清政府对日本间谍的猖獗活动几乎毫无防备，甚至还为日本谍报头目提供便利。1893年，日本参谋次长川上操六亲自来华“实地考察”，清政府不仅殷勤接待，李鸿章还将其视为上宾，允许他参观军工厂、军事设施和军队操练。 川上操六通过这次考察，确认了清政府毫无对日作战的全面准备，进一步坚定了日本发动战争的信心。这种盲目自信与对潜在威胁的漠视，正是甲午战争中国惨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近年来，日本的防卫预算持续飙升，五年增长43%，2024年底已达到8.7万亿日元，同时加速推进“反击能力”建设，提前部署12式改进型导弹，其射程超过一千公里，可覆盖我国东部和南部大片海域。 而在情报渗透方面，日本延续了其“润物细无声”的传统，通过在关键行业、关键岗位安插人员，搜集经济和科技情报，这种隐蔽的渗透方式，比直接的军事威胁更难察觉，也更具破坏性。 现在仍有部分人存在盲目自信的心态，认为现代战争拼的是武器装备的先进程度，忽视了战前长期的准备与情报工作。 但历史已经多次证明，战争的胜负从来不是单一因素决定的，细节处的准备、对对手的了解，往往能起到决定性作用。 甲午战争中，北洋舰队的硬件实力并不逊于日本联合舰队，最终却落得全军覆灭的下场，关键就在于日本经过了二十多年的精心准备，而清政府却始终处于麻木和自信之中。 高志凯教授的话之所以让人后背发凉，是因为它戳中了盲目自信的致命弱点。正视历史不是要渲染敌意，而是要从历史中汲取教训。 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警惕，不能犯盲目自信的错误。只有保持清醒的认知，做好充分的准备，才能在潜在的风险和挑战面前掌握主动。 这种清醒的认知，需要渗透到各个层面。对国家而言，要强化情报体系建设，筑牢安全防线；对企业而言，要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降低对外依赖风险；对普通人而言，要了解历史，树立正确的安全观念。唯有如此，才能真正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守护好国家和民族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