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15日，北京的风裹着雪籽打在窗上。 90岁的朱德元帅站在穿衣镜前，警卫员刚帮他理好中山装领口，他却突然扶住镜沿，膝盖一软周恩来的追悼会，这个他念叨了三天的日子，终究没能迈出家门。 后来整理遗物时，人们在他枕头下发现张字条，是追悼会前一晚写的：“恩来走了，我得去送送。”可医生早下了结论，持续一周的悲伤让他钾元素低到临界值，双腿连站立都费劲。 那天早上，他试了三次才穿上鞋，最后坐在沙发上盯着表，直到收音机里传来追悼会开始的哀乐。 很多人不知道，这对老战友的缘分是从柏林一间小宿舍开始的。 1922年，36岁的朱德揣着找共产党的念头敲开房门，24岁的周恩来正趴在桌上写传单。 后来朱德总说：“是恩来拉我入的党，不然我现在还在军阀队伍里打转。”从长征时朱德扛着枪殿后、周恩来在担架上改作战计划，到建国后一个管军委一个管政务，他俩的名字总被连在一起。 追悼会没去成的那天下午，朱德让秘书把文件搬到卧室。 电视里还在重播追悼会画面，他戴着老花镜改起军工生产报告，笔尖在纸上划得沙沙响。 子女进来劝他休息，他指着桌上周恩来送的那只旧茶杯：“你总理伯伯走前还在改政府工作报告，我这算什么。” 接下来六个月，人们常在北京机场看到这个拄着拐杖的老人。 12天一场外事活动，会见西哈努克亲王时心绞痛犯了，含着硝酸甘油坚持完会谈；接待罗马尼亚代表团，站到脚踝肿得穿不进皮鞋。 有次工作人员偷偷减了他的日程，他发了火：“总理不在了，我少歇会儿，国家就少出点乱子。” 1976年6月21日，人民大会堂的冷气开得太足。 朱德等澳大利亚总理等了一个小时，回来就感冒了。 医生说这把年纪经不起折腾，他却笑：“总理当年发烧39度还开会，我这点算啥。”谁也没想到，这场感冒拖成肺炎，两个月后他就走了。 那天电视里传来哀乐时，朱德元帅的手一直攥着中山装衣角，直到直播结束才松开。 他用接下来六个月40场外事活动告诉所有人，最好的悼念，是把战友没干完的活儿干到底。 就像他常说的：“我们这代人，哪有时间悲伤，活儿等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