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春，台北士林外双溪的素书楼里，95岁的钱穆正校对《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的清样。 门被敲响，工作人员递来一纸通知：“您需在本月内搬离，这里要收回公有财产。”他扶着书架站稳，指节因用力而发白，书架上那本泛黄的《国史大纲》，还是1937年在西南联大油印的初版本。 两个月后，6月的台北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 钱穆躺在临时租住的公寓里，意识模糊时总念叨：“想回太湖边看看……”学生余英时赶来，他攥着学生的手，断断续续说：“《国史大纲》再版时，把‘温情与敬意’那句加粗……”话没说完，手就垂了下去。 这位写了一辈子中国史的老人，终究没能踏上返乡的路。 很少有人知道，这位晚年漂泊的老人，年轻时曾在战火中为中国历史筑起一道精神防线。 1937年，日军侵华的炮火里，钱穆在西南联大的煤油灯下写《国史大纲》。 防空警报响起时，他就把书稿塞进帆布包往山洞跑，包里总带着一本《史记》。 书稿完成那天，他在扉页写下：“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这本书后来成了抗战时无数青年的枕边书，有人带着它从湖南走到云南，书页边角磨出了毛边。 学术之外，他更像个固执的“文化守夜人”。 1949年到香港时，他兜里只有几块港币，却敢办一所“新亚书院”。 第一间教室是租借的中学礼堂，晚上漏风，学生凑钱买了个煤炉，他就围着煤炉给学生讲《论语》。 有家长质疑“都什么时候了还学这些”，他拿出自己写的《中国文化史导论》说：“文化断了，人就真成了无根的飘萍。”后来新亚书院合并成香港中文大学，他坚持在文学院设“中国文化研究所”，我觉得这种在绝境中把文化火种传下去的坚持，比任何头衔都珍贵。 1967年，钱穆迁居台湾，蒋介石特批士林外双溪的一栋小楼给他。 他给小楼取名“素书楼”，书房朝南的窗台上总摆着一盆文竹，每天清晨五点，他就坐在藤椅上写文章，阳光透过竹影落在稿纸上，字迹工整得像印刷体。 书架最上层摆着新亚书院的老照片，照片里学生们围着煤炉听课，每个人脸上都带着冻出来的红血丝。 他常说：“那些孩子现在散在世界各地，可只要还记得煤炉边的课，中国文化就断不了。” 安稳日子没过多久，一场风波悄悄逼近。 1986年，台湾《申报》突然刊文，质疑“素书楼是公有财产，钱穆占用二十余年”。 他没回应，只是把报纸叠好压在砚台下。 直到1990年，台北市议会直接下了最后通牒。 搬家那天，学生来帮忙收拾书稿，他坐在轮椅上看着那本西南联大版《国史大纲》被装进纸箱，突然说：“别装了，放我腿上。”书不厚，可他抱得很紧，好像那是他和故国之间唯一的联系。 离开素书楼的那个下午，他摸着学生送来的《国史大纲》新版本，突然笑了：“你看这书印得多清楚，比当年油印的强多了。”现在翻开这本书，扉页“温情与敬意”那行字依旧清晰，只是很少有人知道，为了这六个字，他在战火里跑过防空洞，在香港的煤炉边熬过寒夜，在台北的素书楼里守到最后一盏灯熄灭。 素书楼的文竹后来被学生移到了香港中文大学的钱穆楼，二十多年过去，长得郁郁葱葱。 楼里的阅览室总有人在读《国史大纲》，翻到某一页时，偶尔会有人轻声念：“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有一种温情与敬意。”阳光透过玻璃窗照进来，落在书页上，像极了当年素书楼书房里的光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