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〇年的秋天，江南水乡的空气里还残留着稻谷的清香，司徒乡三村的姜恩惠家却早早笼上了一层寒霜。 儿子姜庆坤回来了，是从上海做工回来的。村里人只当他累了想家，可姜恩惠蹲在门槛上抽旱烟时，眼皮却莫名跳得厉害。姜庆坤在屋里只待了半日，第二天一早就说要出去“办点事”。 这一去，便是七八日没有音讯。 等消息传回村里时，已是惊雷炸响——姜庆坤不知使了什么手段，竟从新四军那里骗走了厚厚一沓米券。那是抗日民主政府为部队和机关发放的军粮供应券，凭着它，能直接提取大米。在粮食比金子还珍贵的年头，这一沓纸券，抵得过半乡人的口粮。 更让人揪心的是，姜庆坤揣着米券没有回头，一头扎进了三十里外的三垛镇，转眼就穿上了伪军绥靖队的黄皮。 消息是夜里到的。 油灯下，姜恩惠的脸在昏黄的光里一点点沉下去，像块浸了水的青石。妻子潘大环捂着嘴，肩头直颤。儿媳妇杨鸾子抱着刚满周岁的孩子，眼泪无声地淌。屋里静得能听见灯芯爆开的噼啪声。 抗日民主政府的干部很快上门来了。话没说重，只是讲明了米券的紧要，也希望家人能劝姜庆坤回头，交出米券，悔过自新。干部走后，姜恩惠在灶膛前蹲了一宿，烟锅里的火星明明灭灭。 天一亮，老两口就上了路。三垛不远，水路撑船大半天也就到了。绥靖队的岗哨立在镇口，枪刺闪着冷光。潘大环壮着胆子上前，说找儿子姜庆坤。等了半晌，里头晃出个人影，正是姜庆坤。他穿着崭新的伪军服，帽檐歪着，见了爹娘，脸上没有半分愧色，反有些不耐烦。 “回来吧，把东西还了，咱回家好好过日子。”潘大环拉住儿子的袖口，声音发哽。 姜庆坤一把甩开：“回什么家？这儿吃香喝辣，不比家里强？”他拍了拍腰间鼓囊囊的口袋，那里头硬邦邦的，想必是米券。 姜恩惠憋着火，沉声道：“那是队伍的粮食！你拿了，前线的人吃什么？” 姜庆坤嗤笑一声，歪着脑袋扫了眼爹皲裂的手，又瞥了瞥娘补丁摞补丁的粗布衫。他故意挺了挺腰板，让伪军服上的铜扣在日头下晃出刺眼的光。“前线？前线的人饿死冻死，关我屁事！”他从怀里摸出块白面馒头，咬下一大口，嚼得满嘴流油，“你看我现在，顿顿白面馍，还有肉吃。不像你们，顿顿喝稀的，连顿饱饭都混不上。” 这话像刀子，直扎姜恩惠的心窝子。他气得浑身发抖，手指着儿子，半天说不出话。潘大环扑上去想抢那块馒头，哭着喊：“那是救命的粮啊！你个杀千刀的，怎么就这么狠心！” 岗哨的伪军吹了声口哨，围过来两个端枪的，枪托往潘大环身上一怼，她踉跄着摔在地上。姜庆坤非但没扶，反而抬脚踢开娘抓着他裤腿的手。“滚远点！别在这儿丢人现眼！”他唾沫星子横飞，“再闹，老子连你们一起抓起来！” 姜恩惠看着眼前这个陌生的儿子，心彻底凉透了。他想起前阵子村里来过新四军伤员，断了条腿，躺在祠堂里养伤，啃的是掺了糠的窝头，喝的是野菜汤。伤员说，他们打鬼子，三天两头饿着肚子冲锋，就盼着军粮能早点到，能有力气多杀几个鬼子。 这些话，姜庆坤不是没听过。那时候他还在上海做工，回来时还跟村里人念叨，说新四军是好人，是真心护着老百姓的。怎么才几天功夫，就变成了这副认贼作父的嘴脸？ 说到底，还是贪念蒙了心。 乱世里，活命不容易。可有些人的活命，是踩着同胞的骨头，啃着队伍的救命粮。姜庆坤眼里只有白面馍和伪军服的光鲜，看不见前线战士的血，看不见乡亲们勒紧的裤腰带，更看不见身后这片被鬼子践踏的土地。 姜恩惠慢慢站起身，拍了拍身上的土。他不再骂，也不再劝，只是死死盯着姜庆坤，眼神里的失望，比寒冬的冰水还刺骨。“从今往后，我姜家没你这个儿子。”他一字一句，掷地有声。 潘大环哭晕在地上，被姜恩惠艰难地扶起来。老两口相互搀扶着，一步一步往码头走。身后是三垛镇的喧嚣，是伪军的嬉笑声，是姜庆坤嚼着馒头的得意嘴脸。 太阳偏西，把两人的影子拉得老长。船篙插进水里，搅碎了一河的夕阳。姜恩惠望着浑浊的河水，忽然想起，儿子小时候，他还带着他在这条河里摸鱼。那时候的姜庆坤，眼睛亮得像星星，会把最大的鱼捧给爹娘。 怎么就变了呢？ 他想不明白。只知道，那沓米券，压垮的不只是新四军的粮袋，还有一个家的脊梁。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