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明只是普通感冒，却被要求做CT、查血常规，开了一堆高价药”“小伤口换药，医生却建议住院观察，还安排了全套体检”……在日常就医过程中，类似的吐槽屡见不鲜。过度医疗，这个横亘在医患之间的尖锐问题，始终牵动着公众的神经。当我们追问其根源时，一个沉重的疑问浮出水面：过度医疗的背后，究竟是医生医术不精的被动选择，还是人心不古的主动牟利？

不可否认，医术不精是过度医疗的重要诱因之一。医学本身是一门复杂且充满不确定性的学科，人体的精妙程度远超现有技术的认知边界。对于部分经验不足、专业能力薄弱的医生而言，面对症状相似但病因迥异的疾病，往往缺乏精准判断的底气。为了避免因漏诊、误诊引发医疗纠纷，他们只能选择“广撒网”式的诊疗方案——用全面的检查项目覆盖所有可能的病症，用大量的药物应对潜在的风险。这种“宁可多做，不可少做”的行为，本质上是医术不精带来的自我保护。

基层医疗场景中，这种现象尤为突出。一些基层医生缺乏对疑难杂症的鉴别能力，面对稍有异常的指标，不敢轻易下结论，只能通过过度检查来获取更多诊断依据；部分年轻医生尚未建立起系统的诊疗思维，依赖检查报告而非临床经验判断病情，也容易导致过度医疗。此外，医疗技术的快速发展，也让一些医生陷入“技术依赖”的误区，盲目追求高端检查手段，却忽略了最基础的问诊和体格检查。这种因能力不足导致的过度医疗，虽有无奈之处，却也实实在在加重了患者的负担。

但相比医术不精的被动，人心不古的贪婪，才是过度医疗泛滥的核心推手。在医疗市场化的浪潮中，部分医疗机构和医生逐渐偏离了“救死扶伤”的初心，将医疗行为异化为牟利工具。一些医院为了追求经济效益，给科室和医生设定严苛的创收指标，检查费、药品费、住院费都成了考核的硬指标。在利益的驱动下，医生不得不将患者视为“创收对象”——明明可以用低价药治愈的疾病，偏要推荐高价的进口药；明明无需住院的患者，硬被劝说办理住院手续；明明没必要的检查，却被包装成“精准诊疗”的必要环节。

更令人心寒的是，部分医生与医药企业形成了灰色利益链。药品回扣、检查提成、设备推广费……这些见不得光的利益输送，让过度医疗有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在这种扭曲的生态中，医生的收入不再与医术、医德挂钩，而是与开单量、用药金额绑定。于是，“大处方”“乱检查”成了行业潜规则，患者的健康需求被抛诸脑后，医疗的公益性被蚕食殆尽。这种因人心贪婪导致的过度医疗，不仅损害了患者的经济利益，更透支了医患之间的信任，让本就紧张的医患关系雪上加霜。

事实上，现实中的过度医疗，往往是医术不精与人心不古的叠加产物。医术不精的医生，为了规避风险选择过度检查，而这种行为恰好又能为医院带来收益，于是被默许甚至鼓励；而利欲熏心的医疗机构，又会以“规避风险”为借口，为过度医疗披上“合理”的外衣。两者相互裹挟，形成了一个难以打破的恶性循环。患者在这个循环中，成了最无辜的受害者——他们不仅要为不必要的医疗项目买单，还要承受过度用药、过度检查带来的健康风险。

过度医疗的本质，是医疗行业的价值迷失。当医术的精进不再以守护健康为目标，当行医的初心被利益的洪流裹挟，受伤的不仅是亿万患者，更是整个医疗行业的公信力。要破解过度医疗的困局，既要从提升医生专业能力入手，加强医学教育和临床培训，完善分级诊疗体系，让医生有底气精准诊疗；更要从制度层面斩断利益链条，取消医疗创收考核，建立以患者满意度、医疗质量为核心的评价体系，加强对医疗行为的监管力度，对违规牟利的机构和个人严惩不贷。

医学的初心，是“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过度医疗的背后，从来不是简单的“能力问题”或“品德问题”，而是医疗行业发展方向的偏离。唯有让医术回归治病救人的本质，让医德重新成为行医的底线，才能让患者不再为过度医疗买单，让医患关系重回信任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