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淑娥（-2005年8月），四川省平昌县人，西路军女战士 1933年，陈淑娥参加红军，为红四方面军文工团演员，经历过长征路上的爬雪山、过草地。 1933年的四川平昌，军阀混战让农村百姓难有活路。16岁的陈淑娥梳着两条粗辫子，家里五亩薄田被地主霸占，父亲被抓壮丁后再也没回来，母亲带着她逃到县城，正好遇上红军招兵。 “能吃饱饭，还能让穷人翻身”，这是她参军时最朴素的想法，谁也没想到，这个只念过两年私塾、会唱山歌的农村姑娘，日后会在生死考验中写下传奇。文工团的日子里，她学唱革命歌曲、排练小戏，行军时背着三弦，走累了就站在队伍中间表演，战士们都说“陈丫头的嗓子能顶半个连的士气”。 爬雪山时，海拔四千多米的夹金山让很多男战士都撑不住。陈淑娥的三弦被冻得拉不出声，她就把乐器裹在怀里焐着，等队伍停下休整，立刻解开衣襟拿出三弦，冻裂的手指按在琴弦上钻心疼，她却笑着唱《打南霸天》。 有个小战士冻得缩成一团，她蹲在旁边，一边搓着他的手，一边轻声唱家乡的山歌，直到对方眼神重新亮起来。 过草地时，粮食断绝，她和文工团的战友们把皮带煮软了分着吃，野菜挖完了就嚼草根，她总把自己那份省给伤员，说“我是文工团的，力气小，消耗也小”。谁都知道，她每天要走和男战士一样的路，还要额外表演、照顾伤员，消耗一点不比别人少。 1936年10月，黄河渡口的寒风比雪山更烈。陈淑娥跟着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编入西路军妇女独立团，这支平均年龄不到20岁的队伍，很快就面临地狱般的考验。 马家军的骑兵像蝗虫一样扑来，文工团的姑娘们放下乐器，拿起了旧式马枪和手榴弹，陈淑娥剪短了辫子，脸上抹上锅底灰扮成男装，可细腻的嗓音和瘦小的身形还是藏不住。 临泽保卫战中，她们守在临时挖的工事里，敌人的炮火把泥土炸得漫天飞，她既要开枪还击，还要在间隙喊口号鼓舞士气，嗓子喊哑了就用手势比划，工事塌了就和战友们用手扒着碎石重建。 梨园口的激战成为她一生的噩梦。那天雪下得正紧，马家军的骑兵冲破防线，战士们的子弹很快打光了。 陈淑娥亲眼看见和她睡一个帐篷的小姐妹，用修鞋的锥子刺向敌人，最后被马蹄踏成肉泥。她被敌人追着跑进山谷，棉衣被子弹打穿，后背火辣辣地疼，摔倒在雪地里时，顺手抓起一块石头砸向冲过来的骑兵。 就在敌人的马刀即将落下时，一名红军战士扑过来把她推开，自己却倒在了血泊中。她连滚带爬躲进山洞，听着外面敌人的嘶吼和战友的惨叫，整整藏了三天三夜，靠融化的雪水和洞里的苔藓维持生命。 祁连山的寒冬里，她和幸存的战友们分散突围。首长给每个人发了五块大洋，嘱咐她们“活着出去，找到组织”。陈淑娥揣着大洋，在山里转了一个多月，干粮吃完了就吃风化的红黏土，就着雪水咽下去，肚子胀得像鼓，却还是饿。 有一次遇上搜山的敌人，她跳进齐腰深的冰河里，屏住呼吸躲在芦苇丛下，冰水冻得她几乎失去知觉，却死死攥着怀里的大洋——那是她回家的希望。后来她被一位牧民救下，藏在牛棚里养伤，伤好后一路乞讨，花了整整两年时间，才辗转回到四川老家。 可家乡早已物是人非，母亲已经去世，房子被烧，她只能隐姓埋名，在邻县的农村落户，嫁给了一位老实的农民。新中国成立后，她从没主动提起过自己的经历，直到1980年代，政府普查西路军战士身份，她才拿出珍藏多年的一块大洋和半块演出时戴的红星徽章，颤抖着说出了自己的名字。 晚年的她，后背的伤疤每逢阴雨天就疼，却总爱给孩子们讲红军的故事，讲爬雪山时的歌声，讲祁连山里的战友。2005年8月，她在弥留之际，还拉着儿子的手说：“告诉组织，我没丢红军的脸，我活着回来了。” 陈淑娥的一生，是千千万万西路军女战士的缩影。她们本该是爱美的姑娘，却在最好的年华扛起了枪；她们渴望和平的生活，却在战火中历经炼狱般的磨难。 她们用青春和热血诠释了忠诚与坚韧，哪怕隐姓埋名半生，哪怕承受着身体和心灵的创伤，也从未忘记自己是红军战士。这些沉默的英雄，不该被历史遗忘，她们的故事，是民族精神最鲜活的注脚。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