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2名被捕地下党员临行刑前，监狱看守突然说：“我可以救你们出去，但只能救一个人，你俩抓紧时间商量一下，我救谁合适。” 牢房里的空气瞬间凝固，墙角的油灯忽明忽暗，映着两张年轻却布满伤痕的脸。年纪稍长的叫李维汉，28岁，是中共上海地下党联络站负责人，老家在湖南宁乡，妻子刚生下女儿三个月，他被捕前还揣着女儿的胎发。 旁边的青年叫陈阿毛，才20岁，江苏宜兴人，跟着李维汉入党才半年，是联络站的交通员，家里只有一个瞎眼的母亲，靠他寄回的津贴过日子。 两人是三天前因叛徒出卖被捕的，受尽酷刑都没吐露半个字，原本以为只能共赴黄泉，没想到看守会突然抛出这样的选择。 说话的看守叫赵老根，40出头，脸上刻着风霜，右手食指缺了半截——那是早年在煤矿做工时被砸伤的。他不是国民党嫡系，只是为了混口饭吃才来监狱当差，三个月前，他瞎眼的老母亲在乡下生病，没钱医治，是路过的陈阿毛得知情况后，悄悄塞给他五块银元，还帮着联系了郎中。 赵老根一直记着这份情，看着两人宁死不屈的模样，再想到国民党动辄屠杀共产党人的残暴，终究没忍住动了恻隐之心。他压低声音，指了指墙角的排水道：“半夜三点，我换岗时把锁打开，排水道能通到城外的河沟，你们只能走一个，多了容易被发现。” 李维汉抬手抹了把嘴角的血迹，先开了口，声音沙哑却沉稳：“让阿毛走。”陈阿毛猛地抬头，眼里满是震惊，急得摇头：“李大哥，你不能留下！嫂子还在等你，孩子还没见过爹！”李维汉摇摇头， 从怀里掏出一个用油纸包着的小布包，塞进陈阿毛手里：“这里面是联络站的暗号和几位同志的地址，我记在脑子里了，但万一我没挺过去，你得把这些交给组织。 ”他顿了顿，指尖划过布包上的褶皱，那是妻子临行前亲手缝的：“我是负责人，这些机密只有我和你知道，你活着出去，才能让联络站重新运转，才能救更多同志。” 陈阿毛攥着布包，眼泪突然掉下来，砸在满是泥污的裤腿上：“不行！要走一起走，要死一起死！我妈那边，你帮我捎句话就行，就说我尽忠了！”李维汉脸色一沉，伸手按住他的肩膀， 力道大得让陈阿毛疼得皱眉：“这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你年轻，身子骨好，出去后还能为党工作十年、二十年，我已经有了家室，就算出去，也容易被敌人盯上。”他看向赵老根，语速极快：“麻烦你带他走，我留下，就算被处决，也能拖延时间，让他跑得更远。” 赵老根看着两人争执，眼眶有些发热。他见过太多贪生怕死的囚徒，却从没见过这样主动放弃生机的人。李维汉说得没错，当时上海地下党正遭受重创，很多联络站被破坏，急需有人传递机密、重建组织，陈阿毛作为交通员，熟悉多条秘密路线，活下去的价值确实更大。 可他也心疼李维汉，那个总把“责任”挂在嘴边的男人，夜里疼得睡不着时，总会悄悄摸出女儿的胎发，无声地流泪。 半夜三点，赵老根准时打开牢门，陈阿毛还在拉扯李维汉，哭着说要留下。 李维汉猛地推了他一把，低吼道：“快走！记住，活着就是胜利，替我照顾好你大娘和我女儿！”赵老根见状，赶紧拉着陈阿毛往排水道跑，身后传来李维汉的歌声——那是《国际歌》的旋律，沙哑却嘹亮，像一把火炬，照亮了漆黑的通道。 陈阿毛回头望了一眼，只见李维汉靠在牢房门口，对着他用力点头，嘴角带着一丝微笑。 陈阿毛成功逃了出去，按照李维汉留下的线索，找到了上级组织，重建了联络站。而李维汉在第二天清晨被押赴刑场，临刑前，他面向南方，高喊着“中国共产党万岁”，枪声响起时，手里还紧紧攥着女儿的胎发。 赵老根因为“监管不力”被撤职，回到乡下务农，直到建国后，陈阿毛偶然得知他的下落，专程去探望，两人提起当年的往事，都忍不住老泪纵横。 1935年的上海，正是白色恐怖最猖獗的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在一年内逮捕了上千名地下党员，屠杀事件屡见不鲜。 李维汉和陈阿毛只是无数革命先烈中的缩影，他们或许有牵挂的家人，有未完成的心愿，却在生死抉择面前，把信仰和责任放在了第一位。赵老根的义举，也让我们看到，即便在黑暗的环境中，人性的光辉也从未熄灭。 后来，陈阿毛始终牢记李维汉的嘱托，在革命道路上坚守了一辈子，建国后担任地方干部，一直致力于关爱烈士家属。 他常常给孩子们讲起那个深夜的牢房，讲起李维汉的抉择，告诉他们：“今天的太平日子，是无数先烈用‘让出来的生机’换来的。”李维汉的女儿长大后，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传承着父亲的信仰。 生死关头的一次选择，彰显的是共产党人的初心与担当，也是普通人内心的善良与正义。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只是他们在关键时刻，选择了牺牲与奉献。 这些定格在历史中的瞬间，不该被遗忘，因为它们提醒着我们，如今的岁月静好，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