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儿女，最重情义。 杜月笙一生门生无数，到了晚年落魄之际，真正能托付后事、照料家人的，唯有陆京士。 1951年夏天，杜月笙在香港病危的时候，嘴里反复念叨的就是“京士”二字。 当时，陆京士已在台湾任职，接到杜月笙“病危速来”的四字急电，他连夜打点行装，订了8月1日的航班，却偏偏遇上台风锁港，所有航班停飞。 杜月笙在病床上等不到人，竟绝食半日，直到听说航班恢复的消息，才勉强喝了点稀粥。 8月2日清晨，陆京士刚在启德机场落地，就踩着泥泞直奔杜公馆，推开门的那一刻，原本昏沉的杜月笙突然睁开眼，挣扎着要抬手，嘴里喃喃地说：“京士来了，我这病还有救。” 这一幕，让在场的杜家眷属无不落泪。 接下来的半个月，陆京士寸步不离杜月笙的病床，端汤喂药、擦洗身体，比亲生儿子还要尽心。 8月4日，杜月笙精神稍缓，拉着他的手交代后事，说了三个要求：穿长袍马褂入殓，用一口好棺材，尸骨不葬香港，先迁台湾，等将来能回上海再葬高桥。 陆京士含泪应允，转身就开始联络台湾友人，为灵柩迁移铺路。 8月7日晚，他当着杜家所有眷属和挚友的面，宣读了杜月笙的遗嘱，从财产分配到子女训示，条理分明，杜月笙在病榻上点头认可，由万墨林扶着手签下名字。 那些日子里，陆京士不仅要照料病人，还要处理繁杂的后事，甚至要帮杜月笙焚烧堆积如山的欠条——当看到仅王新衡一人就欠着500根金条的欠条被付之一炬时，陆京士更懂先生的良苦用心，也更清楚自己肩上的担子有多重。 8月16日，杜月笙溘然长逝，临终前对赶来的洪兰友说出最后一句话“大家有希望”，而守在他身边送终的，正是陆京士。 杜月笙的灵柩在香港东华医院暂存了一年多，陆京士始终没有忘记承诺，一边在台湾为杜家寻觅合适的墓地，一边与香港的杜家眷属商议迁灵事宜。 1952年10月25日，香港码头两百多位恒社社员和友人前来送别，姚玉兰带着子女扶柩登船，太古轮船公司的“盛京号”载着杜月笙的灵柩驶向台湾。 27日傍晚，基隆港码头早已站满了迎接的人，国民党元老李石曾、许世英，还有洪兰友、陆京士等恒社同仁，一个个神情肃穆。 陆京士亲自上前搀扶着姚玉兰，轻声安慰，仿佛在对先生说“我把您带回家了”。 28日的安厝仪式上，陆京士以灵柩安厝委员会总干事的身份，全程主持，从风水选址到墓碑题字，每一个细节都亲力亲为。 最终选定的台北县汐止镇大尖山麓，紧邻静修禅院，耳边有晨钟暮鼓和秀峰小学的读书声，安静清幽，陆京士知道，这是先生喜欢的环境。 安顿好杜月笙的灵柩，陆京士便开始着手照料杜家眷属的生活。 其实早在杜月笙定居香港时，陆京士就已在台北为他置办了一套日本式的大房子，纯粹是个人心意，与国民政府无关，只是杜月笙最终没能住上。 姚玉兰带着子女到台湾后，没有住进那处房子，而是在顾嘉棠家对面置业，陆京士只要有空就会登门探望，送去生活用品和生活费。 当时杜家早已不复当年富庶，杜月笙留下的11万美金遗产分给妻妾子女后所剩无几，姚玉兰带着一群孩子过日子并不容易，陆京士总是记挂着，逢年过节必到，家里有红白喜事也必然到场主持。孟小冬后来也到了台湾，这位曾经的京剧名角不善理财，晚年生活拮据，陆京士得知后，主动联络恒社的老社员，为她筹措生活费，还帮她打理日常事务，让她能安度晚年。 他常对身边人说：“先生待我如家人父子，他的家人，就是我的家人。” 对杜家子女的教育和成长，陆京士更是倾尽心力。 杜月笙生前最看重子女读书，告诫他们“勿走我的老路”，陆京士把这句话记在心里，当成自己的责任。 七子杜维善在台湾求学时，曾长期住在陆京士家里，陆京士待他如己出，不仅关心学业，更注重品行教育，时常给他们讲先生当年抗日的事迹，教他们做人要正直守信。 杜家子女无论遇到什么困难，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京士叔”，而陆京士从未推脱过。 有子女想出国留学，他帮忙联络学校、办理手续；有子女毕业后找工作，他利用自己的人脉多方斡旋，却从不允许他们涉足政治或黑道，严格遵守杜月笙的遗训。 后来杜维善成为著名的钱币学家，其他子女也都从事正当职业，没有一人重蹈覆辙，这背后离不开陆京士的悉心引导。 往后的三十多年里，陆京士每年清明都会准时去汐止的墓地祭扫，风雨无阻。 他会带着杜家的子女，在杜月笙的墓前焚香敬酒，讲述家里的近况，就像在向先生汇报。 有一年清明下雨，山路泥泞，随从劝他坐车上去，他却坚持步行，说：“先生当年在上海护着我，如今我走几步路来看他，算什么？” 直到1983年陆京士去世前，他还特意交代家人，要把自己的墓地选在靠近杜月笙的地方，好继续陪伴先生。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士为知己者死。 当代社会，还有人讲这样的江湖道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