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刘星的姥姥”孙桂田用积蓄买下了一套四合院，位置坐落在故宫旁，总价两万六。多年后，这套四合院却成了斩断她与子女关系的刀刃。 在故宫旁的一条安静胡同里，有一座不算起眼的四合院。高墙深院，老槐树的枝叶蜿蜒在屋檐之上。 对外人来说，这只是块已经涨到几个亿的黄金地段，对主人孙桂田来说，却是她一生苦尽甘来的象征，也是晚年最深的伤口。 1942年，她出生在北京一个殷实的商人之家，本该一辈子锦衣玉食。谁料父母早逝，亲戚和生意伙伴联手吞掉家产，10岁不到的她从“小小姐”跌成孤女。16岁，她只身跑到东北投奔做京剧演员的舅舅，从此靠嗓子和脚力在戏班子里讨生活。 在团里，她认识了大她6岁的老严，两人日夜一起排戏，慢慢走到了一起，生下一儿一女。可婚后争吵不断，北京那边亲大妈病倒，她带着孩子回京照顾，从此和丈夫长期分居，最后这段婚姻悄无声息地结束。 独自带着两个孩子的日子，真到了揭不开锅的地步。是邻居大林伸出手，帮她跑前跑后，对孩子们视若己出，两人又组成了新家，还添了个小女儿。 可好景不长，大林婚后暴露出花心本性，出轨成了家常便饭。她硬生生捱了几年，终于丢下一句“带着孩子我自己也能活”，净身出户。 那段时间，她曾在护城河边坐了一整天，想过索性一了百了。可一想到三个孩子，她还是站了起来。她先用仅有的20块钱租了间小平房，又厚着脸皮赊下一个10平方米的小店面，刷墙、钉柜台全靠自己动手。 小店挂起招牌，专卖工艺品，眼光准、货新奇，生意慢慢红火起来。记者写了她的故事，顾客挤爆小铺，连派出所民警都被惊动，又心疼又头疼地帮她调整格局，保住了这口饭碗。 有了第一桶金，她盯上了故宫旁的一处破旧四合院。房主开价2.6万元，她手里只有6000块，只能逢人就借，最后硬是东拼西凑把钱凑齐了。 搬进去那天，她在青石板院子里站了很久，墙是旧的，屋顶也漏风，可她觉得，自己终于又在这座城市扎下了根。 此后十多年，她几乎不歇地做生意，又陆续买了3套普通住房，给大女儿、儿子、小女儿各留一套，把四合院留在自己名下，一方面住人，一方面也当作以后给最小女儿的“底牌”。 这些年，导演们看上这处院子的味道，来取景拍戏，她也因此被冯小刚、米家山请去客串，从《甲方乙方》到《家有儿女》，从护城河边的小店老板娘成了观众熟悉的“刘星姥姥”。 照理说，事业顺利，房产增值，子女各有一套房，孙桂田的晚年该是安稳的。可偏偏，争端就出在这座四合院上。 随着市价被炒到3个亿，孩子们的眼睛都盯上了这块“肥肉”。原本她打算把普通楼房分给三个孩子，四合院留给最小的女儿，可消息一传开，大女儿和儿子立刻不干了。 谁都觉得自己付出得多，谁都觉得自己更应该住进这座紧挨着故宫的老宅。 一次，全家在北房围坐吃饭，话题又扯到四合院归谁。争到激动处，儿子一拍桌子，连碗带菜全掀翻在地，油汤四溅。那一刻，孙桂田看着满院狼藉，只觉得心里“哗”地一下塌了。 她不是没试过挽回。请过家庭咨询师，找过律师，想用更公平、更理性的方式重新安排，可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算盘，没人愿意真正退一步。 她一度让出立场，提出三人共同持有四合院，结果大女儿仍觉得不够，多次以断绝关系相威胁，最终真的和她翻脸，母女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 那些年，她在电视节目里讲起这段事时，一边说一边掉眼泪：“我这一辈子，就是想让他们有个家，没想到最后，他们为了房子，把这个家拆得干干净净。” 如今，老槐树还在，院里春有芍药牡丹，秋有菊花桂花，导演来拍戏时，总夸这地方“有故事”。只有孙桂田自己最清楚，这座四合院承载了她从孤女到掌柜、从跑龙套到老演员的一生，也见证了她晚年最深的无奈。 钱可以把一个破院子变成“价值几个亿的不动产”，却拴不住人心。熬过那么多苦，她靠一己之力养大了三个孩子，最后才发现，最难守住的，从来不是房子，而是一张团团圆圆的饭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