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宋时轮受邀参加宴会，目光被一位身材较好的女子吸引，仔细一看，宋时轮顿感震惊，腾的一下站起来，快步走近，一下握住对方的手，激动地说：“终于见到你了!”女子惊诧道：“我们认识？” 宋时轮的手心都是汗，指着她头发上别着的一枚旧发卡，声音发紧：“民国十七年，上海霞飞路，你是不是在那儿卖过香烟？用这个发卡挽着头发的？” 女子下意识摸了摸那枚褪色的蝴蝶发卡，眼神却更困惑了：“这发卡……是我姐姐的。您认识我姐姐？” 宋时轮心里咯噔一下。宴会厅的灯光晃了晃，他忽然觉得有些晕。他记得清清楚楚，就是这枚发卡，在当年那个灰蒙蒙的早晨，别在那个卖烟姑娘乌黑的鬓边。 他松开手，深吸了一口气，声音低了下来：“你姐姐……她还好吗？” 女子沉默了一会儿，望向窗外渐浓的夜色。“她牺牲了，”她的语气很平静，像在说一件很久远的事，“就在那之后不久。掩护一位同志转移的时候，被发现了。” 宋时轮僵在原地。耳边宾客的谈笑声、留声机的音乐声，一下子都退得很远。他张了张嘴，没发出声音。这么多年，他心底那份隐约的担忧，原来早就成了真。 “她以前常提起，”女子转过头，看着他，眼里有了一点很淡的笑意，“说那天早上帮了一个慌得连钱都忘了给的年轻人，模样像学生，眼神却像狼。她回家还笑，说这人真有意思。” 宋时轮想笑一下，嘴角却沉得厉害。他想起来了，他当时攥着那张救命的纸条，魂不守舍，确实忘了付那包烟钱。 “我叫宋时轮。”他最终只干巴巴地说出这几个字。 “我知道您。”女子点点头，“姐姐留下的日记里，夹着一份旧报纸，上面有您的名字。她画了个圈。” 两人都没再说话。窗外的北平城，华灯初上，一片崭新的、安宁的热闹。那些曾经活在黑暗里、最终把命留在黑暗里的人，是看不见这幅景象了。 宋时轮端起桌上的一杯酒，缓缓地、轻轻地洒在了地上。然后，他对着眼前这张与故人依稀相似的面容，挺直脊背，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女子看着他，眼圈终于红了。她也端起自己的酒杯，仰头一饮而尽。酒很辣，烫得喉咙发疼，像咽下了一团滚烫的、无声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