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西安，一31岁男子是个安装师傅，为了多挣点钱，和堂弟接了一单安装一块千斤重的鱼池观景玻璃。然而，作业极不顺利，吸盘中途没电，换了电池才勉强将玻璃吊入深坑。不料，空间狭小，几人只能用木方撬动玻璃，向墙内推移，打完固定胶，男子让堂弟去找根木头做支撑。就在这间隙，男子可能点了一根烟，玻璃瞬间失去平衡，朝男子轰然倒下。待堂弟听到惊呼跑回，只见男子已倒在坑底血泊中，急救人员赶到时已无力回天。事后，支付报酬的中间人、始终未露面的业主、乃至小区物业均未主动赔偿，仅街道办补偿了五万元，责任不清。   2025年12月22日，31岁小伙袁亮而言，本是又一个为生活奔波忙碌的日子，却不想被一块重达近千斤、用于构建地下观景鱼池的大型玻璃倾倒压死。   在亲友和邻居的回忆里，袁亮是个“能吃苦、顾家又十分上进”的年轻人，他十七八岁便入行，从学徒做起，靠着双手和汗水，在玻璃安装这个行当里摸爬滚打了十几年。   袁亮虽租着房，但已咬牙按揭买下了一套属于自己的商品房，那是他给家人许诺的未来。   袁亮的舅舅李师傅经营一家小吃店，袁亮一有空就带着孩子去坐坐，见人很客气，生活简单，没有不良嗜好，所有的心思都扑在了多接活、多挣钱上。   事发那天上午9点多，袁亮接到了一单“大活”，为某小区一户业主的地下庭院鱼池更换观景玻璃。   这并非首次安装，早在去年9月，袁亮和合作方高某已经为这家业主装上过一块重约1000斤的玻璃。   但后来，业主出于对水压承重的担忧，决定更换一块更厚、更重的，重量达到了约1500斤。于是，高某找到了老搭档袁亮。   因为需要帮手，袁亮想起了关系要好的堂弟小李，一个电话，小李便放下手头的事赶来。   两人先去市场买了安装用的胶，袁亮甚至没顾上喝一口想喝的丸子汤，就匆匆驱车赶往小区。   袁亮和小李与本次项目的现场负责人、也是活源的提供者高某汇合，而那块巨型玻璃，已经由高某联系的一家公司运抵现场。   吊装公司的工人们架起了吊机，将这块玻璃吊入坑内，这个坑紧贴房屋地下部分的外墙，三面是水泥壁，一面是中空的预留口，计划将玻璃镶嵌于此，构成一个地下室望向庭院鱼池的观景窗口。   然而，作业从一开始就并不顺利，用于吸附玻璃的大型吸盘，内置的两块锂电池居然没电了。   电池到位后，又发现吸盘工作不稳定，修理耽误了半小时，玻璃沉重难以控制，工人们需要一边遥控操作，一边用脚辅助调整玻璃姿态，再用方木撬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玻璃缓缓放入坑中。   玻璃入坑后，需要拆除木制包装，并将其平移推入墙体的预留洞口。   空间狭小，作业艰难，袁亮作为负责最终安装固定的师傅，开始进行打胶等工序。   胶体需要时间凝固，袁亮便让堂弟小李去找一根木头来做临时支护。   就在小李转身去找木头和角磨机准备切割时，袁亮可能点了一根烟，巨大的玻璃失去了平衡，向袁亮所在的方向倾倒。   高某认为，其实只要袁亮马上蹲下来，也没事，可能点烟没有看到。   小李听到惊呼跑回，只见堂哥已倒在血泊之中，手指仅微微颤动一下便再无生息。   急救人员到场后，袁亮经抢救无效死亡。   事后，袁亮家属认为，作为施工组织者和现场负责人的高某、提供吊装服务的公司、以及提出更换要求并拥有该物业的业主均应担责。   但各方始终没有人主动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因家庭困难，袁亮家属找到相关部门反映情况。   随后，当地街道办事处出于人道主义的“补偿”，向袁亮父亲的银行卡账户支付了5万元，意在缓解家属的燃眉之急。   目前，各方对责任划分上存在分歧，仍在协商处理中。   那么，从法律角度，这件事如何看待呢？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三条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造成第三人损害或者自己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本案中，高某将鱼池玻璃的“安装成果”交由袁亮完成，袁亮自备助手、辅材并获取报酬，这完全符合承揽合同的规定。   在法律上，袁亮是承揽人，其自身是第一安全责任人。   高某作为项目组织者和现场负责人，将如此高危作业发包给不具备安全施工保障的个人。   在作业时，未提供或要求设置任何有效的安全防护设备，现场管理混乱，未能消除已知风险，如吸盘故障等，其过错与事故发生有直接因果关系，可能要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不过，《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三条规定，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袁亮作为有十余年经验的老师傅，其在未确保玻璃被可靠支护的情况下，从事高风险作业，对自身安全未尽到最基本、最直接的注意义务，存在重大过失。   所以，高某等人即便要担责，也可以抗辩主张减轻部分责任。   对此，您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