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年仅19岁的吴晓莉被押往执行死刑的地方，就在执行前，她突然提出请求：“请证明我的清白之身！” 吴晓莉出身沈阳郊区贫困农民家庭，作为长女，她早早承担生活重压。家庭环境简陋，经济条件有限，重男轻女观念根深蒂固，导致她初中辍学。父亲通过关系在城里裁缝店安排她学徒，目的是让她掌握一门生存技能。这种安排在当时农村常见，许多女孩被迫离开学校进入城市打工，面对陌生环境适应困难。学徒生活条件艰苦，她住在店内，日常工作包括扫地和学习缝纫。男店主四十多岁，对年轻学徒产生不轨意图，借指导名义进行骚扰。这种职场性骚扰在90年代初城市小店普遍存在，缺乏保护机制。吴晓莉初时未察觉意图加深，但男店主行为逐步升级。 男店主在女店主外出时实施侵犯尝试，吴晓莉反抗并逃脱。次日返回店中，男店主反诬她勾引，导致女店主公开辱骂。事件传回村里，谣言迅速扩散，村民对她投以歧视目光。父母听信传言，对她责骂不信解释。在传统乡村社会，女性名誉至关重要，一旦受损难逆转。吴晓莉试图澄清无果，生活空间缩小。父母决定让她嫁给村中智障男子，这成为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绝望中，她计划报复，针对店主儿子下手。杀害未成年人属于严重犯罪，按照当时刑法，必判死刑。案件审理中，她陈述遭遇，但无法作为减刑理由。 吴晓莉的案件反映了90年代中国农村女性面临的结构性问题。贫困家庭女孩教育机会少，辍学后进入城市务工，易遭职场剥削。性骚扰事件多未获公正处理，受害者反而背负污名。乡村谣言传播快，社会压力大，导致受害者心理崩溃。父母重男轻女思想影响下，对女儿支持不足，进一步加剧悲剧。吴晓莉选择暴力复仇，源于缺乏法律渠道求助。当时司法体系对这类案件处理严格，强调打击犯罪，但忽略受害者背景。死刑判决符合法律规定，针对故意杀人尤其是未成年人。 执行死刑前，吴晓莉提出贞操鉴定请求，按照规定，死刑犯合理遗愿可满足。法医检查确认她未曾性行为，这点在现场引起震惊。请求源于她对名誉的执着，试图在死前证明清白。事件虽未改变判决，但凸显了女性在社会中的弱势地位。90年代初，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转型期，城市乡村差距拉大，女性权益保护滞后。类似案件虽不多见，却暴露了性别歧视问题。吴晓莉的故事流传开来，成为讨论社会公正的案例。 司法程序中，吴晓莉从被捕到判决历时数月。警方调查确认她预谋跟踪并袭击，动机明确。法庭上，她供述完整，但法律焦点在犯罪事实而非前因。死刑适用标准严格，针对恶性案件。执行现场位于沈阳郊外，冬季天气寒冷。鉴定结果公布后，执行继续。她的生命终结于19岁，留下对社会公平的警示。案件后，家庭承受更大压力，村中议论渐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