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32岁程序员高某辉周末晕倒猝死，妻子杨女士披露其生前工作量激增三倍，公司仅赔偿39万“人道抚恤金”，实际到手或不足6万。 2025年11月29日清晨，高某辉在家中晕倒，送医四小时后抢救无效死亡，病历明确记载“长期熬夜、工作强度大”。令人痛心的是，他在意识尚存时仍嘱咐妻子“带上电脑”，计划住院期间继续工作。其妻杨女士透露，高某辉2019年入职广州某企业，两年后晋升为部门经理，负责业务管理，压力倍增。事发前，他曾在内部沟通中提出“工作量已翻三倍”，并申请增派人手，但未获回应。 据前员工爆料，该公司实行“末位淘汰制”，加班文化盛行，弹性工作制下员工常被迫带电脑待命。高某辉去世后，公司迅速删除其企业微信账号并撤掉工位，赔偿协议中还包含“不得发表负面评价”的条款，引发舆论对“封口费”的质疑。目前，工伤认定仍在推进，但关键后台数据需公司配合提供，而公司至今未予协助。 当“努力工作”成为生命的代价，我们该如何界定“奋斗”与“透支”的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