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太平年》吃人肉，宋太祖赵匡胤的小舅子王继勋，就很喜欢吃人肉，而且吃了100多个婢女。哪怕是北宋建立初期，延续了五代十国习惯的王继勋，还是喜欢喝酒吃人肉。经常动辄就打骂婢女，割肉给掉，剩下的就扔到荒郊野外。到了后来，开始以断手足，割皮肉为乐。最后，宋太宗斩杀王继勋，获得全城欢呼。 五代十国吃人肉现象，主要还是长期战乱，大饥荒形成。整个军事补给断绝，到处都是流动作战，各种军阀以人肉为军粮。 从朱温篡唐到赵匡胤黄袍加身，五十三年间换了十四位皇帝，平均每个皇帝在位不到四年。 打仗需要粮，粮从哪儿来？中原大地被反复拉锯的军队搜刮一空，《旧五代史》写后梁与后唐交战时，黄河两岸「赤地千里，人烟断绝」，连树皮草根都成了稀罕物。 当粮仓见底，士兵的刀刃自然转向活人——这不是某支军队的变态，而是成建制的生存策略。 最骇人听闻的是黄巢军的「舂磨寨」。围困陈州十个月，城外架起数百座石碓，把百姓像麦子一样倒进去碾碎，连骨带肉充作军粮。 《资治通鉴》记载，每天要杀数千人，陈州周边数十州被吃成无人区。这种系统化的食人操作，背后是军队后勤体系的彻底崩溃。 节度使们带着流动的杀戮机器，走到哪儿抢到哪儿，抢光了就抓人充粮。 后唐将领苌从简行军不带粮草，每到一地就「虏丁壮烹食」，甚至在宴席上烤奴隶的手待客，骨头做成乐器，时人叫他「啖人贼」。 比军队更绝望的是百姓。后晋天福年间，山东河南大旱，史书说「民馁死者数十万」，活着的人开始吃观音土，吃树皮，最后吃死人。 《五代史记补》记后汉乾祐年间，关中百姓「不忍食其子，故易而食之」——不是狠心，是想留条血脉。 这种交换食人，在《太平年》里被还原成母亲颤抖着，接过别人家的孩子，灶台上升起的炊烟里，飘着乱世最苦涩的叹息。 王继勋的暴行，正是这种乱世逻辑的延续。作为宋太祖的小舅子，他骨子里带着五代军阀的习气：节度使可以随意处死婢女，割肉酿酒是家常便饭。 史载他「专以脔割奴婢为乐」，后院扔满残肢，直到宋太宗即位后才被处决。 这里有个关键细节：北宋初年仍沿用五代军制，武将特权未被彻底约束。 王继勋的食人癖，不是孤立的变态，而是五代「节度使即土皇帝」的余毒——士兵吃人是为了活，权贵吃人是为了威。 就像后汉赵思绾守长安，粮尽后每天杀数百人充军粮，自己还生吃人肝下酒，扬言「吞千胆则无敌」，这种权力失控的癫狂，在五代十国的节度使中并不罕见。 更深层的原因，是农业经济的彻底崩溃。唐朝的均田制在安史之乱后瓦解，五代的军阀不懂也不屑于恢复生产。 后晋节度使杜重威守魏州，城内粮绝时，他不去抢粮，反而纵容士兵把百姓当「菜人」在市集贩卖，价格比狗肉还低。 这种恶性循环下，种地的人越来越少，吃人的军队越来越多。 《资治通鉴》提到，后梁时有人建议「屯兵积粮」，马上被军阀嘲笑：「老子有兵有刀，要粮何用？」 直到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宋朝推行「文人知州」，才慢慢斩断这条食人链。 但惯性太大，王继勋案爆发时，开封百姓争相围观处决，不是因为惊讶，而是终于等到有人收拾这些「五代遗孽」。 《太平年》里赵匡胤初入彰义军，看到士兵分食人肉时的震惊，恰恰折射出一个新时代对旧秩序的切割。 当军队开始屯田，当文官掌管粮道，当「吃人」从生存策略变成违法重罪，那个「粮不够，肉来凑」的时代，才算真正画上句号。 五代十国的吃人史，不是猎奇故事，而是一部制度崩塌的血泪账。 当战争摧毁了粮食生产，当权力失去了道德约束，当法律沦为一纸空文，人性的底线就会被一寸寸碾碎。 王继勋们的刀，割开的不仅是婢女的血肉，更是一个时代的脊梁。 直到宋朝用文官体系重新编织社会秩序，用「不杀士大夫」的祖训约束权力，才让「吃人」真正成为历史的禁忌。 这段血色往事提醒我们：粮食安全是文明的根基，权力制衡是人性的防线，任何时候，都不能让「两脚羊」的悲剧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