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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王范被连降十级,愤恨之下向中央写下217个字的绝命书,不久后吞枪自尽

1958年,王范被连降十级,愤恨之下向中央写下217个字的绝命书,不久后吞枪自尽。信上写道:“我尽了最后的努力,洒尽最后的热血,以一死为党尽忠!” 主要信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红色包打听”王范) 王范的人生轨迹,贯穿了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多个重要阶段。 他出生在江苏,那正是一个社会剧烈变动、思想新旧交替的年代。 二十年代,中国大地上农民运动风起云涌,年轻的王范被这股追求改变的浪潮所吸引,毅然走上了革命道路。 最初,他加入的是家乡附近的农民武装。 那时候,这些队伍热情高涨,但缺乏训练,装备也简陋,在应对正规军的围剿时,往往处于下风。 在一次残酷的战斗后,他所在的队伍被打散了。 在生死攸关的逃亡路上,他宁肯自己冒险,也要拼死保护怀里那份写有同志们信息的名单。 这件事很能说明他从小就是个重情义、有担当的人,把组织和同伴的安危看得比自己的命还重。 这次死里逃生后,他一路流落到了当时远东最繁华也是最复杂的大上海。 人生地不熟,首先要解决吃饭问题,更重要的是,他得想办法找到组织。 上海滩龙蛇混杂,租界里洋人管事,是个三不管又谁都想来插一脚的地方。 王范琢磨了很久,想出一个险招:干脆混到租界的巡捕房里去。 那身“老虎皮”虽然穿着别扭,但能提供最好的掩护,也能借着巡街查访的机会,正大光明地打听消息。 他小时候练过些拳脚功夫,正好派上用场,就这么考了进去,成了租界里的一名中国巡捕。 白天,他穿着那身制服应付差事。 晚上,他琢磨着白天听到看到的各类消息,像猎人一样耐心地搜寻线索。 他有意结交各种各样的人,从巡捕房的翻译到街头的黄包车夫,慢慢织成一张自己的信息网,最终成功和地下党组织接上了头。 在这期间,他也参与过一些危险的任务,比如清除危害极大的叛徒,积累了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 但干这一行,危险如影随形,他后来因为被人认出而遭逮捕。 在狱中,他面对审讯,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和组织的秘密,挺过了数年牢狱之灾,直到后来局势变化才获释。 出狱后,他历经周折,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 当时的边区并不太平,日伪和国民党都派了不少特务暗中渗透搞破坏,保卫工作的压力非常大。 王范在上海租界和地下工作中练就的那套本事,正好在这里派上了大用场。 他心思细,眼光毒,能从别人不在意的蛛丝马迹里看出问题,带领保卫部门的同志,接连破获了好几起重要的敌特案件。 清除了隐患,保护了党中央和边区的安全。 因为工作特别出色,他得了“锄奸模范”的称号,这个荣誉,是他革命生涯里非常光荣的一页。 后来,解放战争胜利,新中国成立了。 王范跟着队伍,投入到接收和管理大城市的新工作中。 他先后在公安和检察院担任领导职务,为稳定新社会的秩序继续出力。 他是个直性子,认准的道理敢坚持,在工作上也是这样。 到了五十年代后期,国内形势发生变化,开展了一些运动。 王范因为对一些他认为是过头的做法提了不同看法,结果受到了批评和冲击,职务被一降再降,最后下放到基层去劳动。 过了几年,情况有所缓和,他才被重新起用,调到了南京工作。 时间到了六十年代中期,一场更大的风暴刮了起来,席卷全国。 王范看到很多熟悉的老同志、老领导被批评、被打倒,社会上的秩序也有些乱,他心里非常想不通,也很苦闷。 他认为自己应该向上面反映真实情况,就本着对党忠诚的初心,把自己看到的问题和忧虑写了信。 没想到,这封信没能起到他期望的作用,反而被一些人利用,成了打击他的把柄。他受到的批判越来越激烈,人身也受到冲击。 他一辈子对党忠诚,现在却要面对这样的局面,内心的痛苦和矛盾达到了极点。 1967年1月,南京的冬天格外湿冷。 在又一次遭受不公正的对待后,这位时年六十三岁、枪林弹雨和敌人监狱都没能让他低头的老战士,在极度的悲愤和绝望中,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 他留下了遗书,字里行间充满了他对革命事业的复杂情感和对眼前混乱的困惑。 他的去世,在当时被错误地定了性。 历史终究是公正的。 十多年后,随着国家拨乱反正,许多被颠倒的事情重新被理清。 王范的案子也被重新审查,组织上肯定了他为革命奋斗的一生,为他彻底恢复了名誉。 后来,人们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了一本他保存多年的《共产党宣言》,书的扉页上,是他工工整整写下的内心信念。 这本薄薄的小册子,无声地见证了一个共产党人一生的追求、奉献和他所经历的坎坷命运。 麻烦各位读者点一下右上角的“关注”,留下您的精彩评论与大家一同探讨,感谢您的强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