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新四军参谋带着2个伤员打游击，3人仅仅只有1支枪，谁知短短4年，这个参谋，就把队伍壮大了百倍，4年时间就扩充了800余人！ 这位参谋名叫张鏖，那年才24岁，苏州东吴大学的学生，抗战爆发后投笔从戎，眼镜腿被流弹打断一根，用粗麻绳缠了又缠，却挡不住眼里的光。身边的副班长老赵是江西老表，长征过来的老兵，左腿被子弹打穿，裤腿浸着暗红的血，走路只能拖着脚；机枪手大李是山东汉子，右胳膊被炮弹片划开一道深沟，吊在绷带里，动一下就额头冒汗。1941年的长江南岸铜陵一带，正是皖南事变后最艰难的时期，日军独立混成第十三旅团在沿江布下据点，汽艇日夜巡逻，伪军四处搜刮，敌后游击队伍连立足都难，更别说发展。他们手里那支“汉阳造”还是从战场捡的，总共五发子弹，两发被江水泡得发潮，拉栓时都涩得费劲。 那天夜里，三人缩在大通镇外的芦苇荡里，日军汽艇的马达声像闷雷滚过水面，探照灯的光柱扫过芦苇丛，影子在地上晃得人心慌。老赵咬着牙低声说：“参谋，要不咱先躲进山里，等伤好点再找大部队？”张鏖没应声，摸出怀里半截铅笔，在卷边的《论语》扉页上写了八个字：“有人就有枪，有枪就有地”，折好塞进贴胸口袋，声音压得极低却很坚定：“躲得过今晚，躲不过明天，要活就得跟鬼子干到底。” 三天后，他们盯上了伪军的三人征粮组。那伙人带着一挺“捷克式”、两支“老套筒”，还有半袋抢来的大米，正坐在江堤上抽烟。张鏖借着芦苇掩护，悄悄绕到哨兵身后，攥着削尖的竹竿猛地捅过去；大李单臂抡起枪托，照着机枪手的脑袋砸下去；老赵拖着伤腿滚进沟里，用刺刀解决了最后一个伪军。看着缴获的武器，大李咧着嘴笑，伤口扯得生疼也顾不上，张鏖把机枪抱在怀里，指腹摩挲着冰冷的枪管：“以后这就是咱们的底气。” 队伍要壮大，得有人才行。张鏖想起江心洲真武庙的和尚慧澄，俗家名叫姜大，曾是国民党部队的排长，因不愿打内战才出家。第一次上门，被扫地出门；第二次去，又被泼了一脸香灰；第三次，他冒着大雨跪在庙门口，浑身湿透，膝盖陷进泥里。姜大终究被打动，提出要他们赶走抢粮的日军汽艇才肯还俗。五月初五那天，张鏖带着人埋伏在芦苇荡，用刚缴获的“捷克式”打断汽艇钢缆，十分钟解决了艇上十二名日军。第二天，姜大扛着铁铲下山，一铲子铲倒庙门石狮：“贫僧姜大，报到。” 张鏖在纸上画了个三角形，以大通镇、凤凰山、白荡湖为顶点，这就是他们的“根据地”。白天，队员们化装成篾匠、货郎，进村侦查；晚上就贴标语，“打鬼子，保家乡，一人参军，全家不纳粮”的口号，戳中了老百姓的心。不到两个月，十八个村庄就送来四十三名青年，“铜无边游击中队”正式成立，那支“汉阳造”被刻上“第一枪”，成了传家宝。 1942年春天，队伍扩编到三个中队，一百二十人。张鏖在油灯下剪了面红纸党旗，成立临时党委，定了三条铁律：不许拿群众一针一线；不许强拉壮丁；缴获归公，违者枪毙。这三条刻在木板上，挂在凤凰山老槐树上，老百姓看在眼里，更愿意支持他们——有人深夜送粮，有人主动当向导，甚至把自家孩子送来参军。1943年7月，日军“梳篦式扫荡”袭来，七天七夜，游击队转战三百里，大小战斗十八次。虾蟆岭一战，姜大带着侦察排死守岭口，为掩护老百姓转移，抱着集束手榴弹滚进敌群，与三十名日军同归于尽。张鏖抱着只剩半节枪管的“捷克式”，在岭上跪到天黑，第二天就把队伍改名为“江大中队”，要所有人记住这份牺牲。 困境没有打垮队伍，反而让更多人聚拢过来。1944年，张鏖办起“麻雀战训练班”，三人一组，专打日军哨兵、翻译，打完就撤，长江成了天然掩体。队员们还自制“铁西瓜”地雷，把炮弹掏空填进铁钉、碎瓷，埋在江堤、公路旁，让日军闻风丧胆。这一年，队伍人数突破三百，华中局派人来考察，问张鏖靠什么壮大，他回答：“群众给我们粮，纪律让我们立住，仇恨让我们不怕死。” 1945年春天，抗战胜利的曙光初现，“江大中队”已发展到八百余人，拥有轻重机枪二十六挺，迫击炮四门，控制区域扩大了十倍。四年时间，从三人一枪到八百雄师，不是靠运气，而是靠民心所向、纪律严明，靠每一位队员的热血与坚守。那些曾经的农民、和尚、学生，放下锄头、木鱼、书本，扛起枪就成了战士，他们守的不仅是土地，更是家国希望。 一支队伍的壮大，从来不是靠武器精良，而是靠人心向背。在最艰难的岁月里，张鏖和他的队员们用行动证明，只要守住民心、守住纪律，哪怕只剩三人一枪，也能凝聚起千军万马的力量。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