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17岁时爱上了14岁的表妹，虽因无法生育坚持娶她，婚后他们竟然在七年内育有五个孩子。 1947年的南京，一座院落幽深的老房子里，17岁的余光中随家搬迁到了姨父家。 那天午后，一个扎着马尾辫的少女带着点害羞地递过一盘西瓜，干净的麻布制服让人误以为她性格严厉，实际只是腼腆。 “表哥，吃西瓜。” 这一声很平常，却让少年余光中心底泛起阵阵涟漪。 那时候的南京，时代局促混乱，和范我存坐在一起时，他在竹椅上念诗，翻看手中的《新诗集》，少女在不远处认真低头穿针引线。 两人相对，气氛里带点难以言说的张力，有时候，他在借给她的书页夹一片梧桐叶，上面写“此物最相思”，她没有正面回应，只是默默把叶子珍藏。 当年，所有的道德约束都让“表兄妹相恋”这件事情充满禁忌，但少年的情感往往最拗、最真实。 大人们耳语，亲戚们避讳，他们都以为余光中那点温和念头会随离别、成长慢慢被消耗。 1949年，两家远赴台湾，南京的青涩记忆随之搁浅，范我存住台北一个街区，对面还是余光中一家。 余光中开始规律地写信——一周两封，无论风雨，无论功课如何忙，他不会把情感大白于口，信里多是日常琐事，偶尔塞入一行短诗。 每一次他都要亲自把信送到门口的信箱，范我存则收起信纸细读，每一摞都平整地放进木箱，视若珍宝。 范我存幼时身体就不好，小时候因肺结核反复发作，因为当时医疗技术有限，被医生断言“今后即使成家也极难怀孕，胎儿与母体都要冒很大风险”。 家族不免担心，余家觉得他尤其“书香气太浓”，又学文，将来挣钱困难，还要背负娇弱妻子的照料。 范家那边则认为余光中太过木讷，怕女儿嫁过去吃苦。 余光中的母亲质问他：“你是认真的吗？” 余光中没有犹豫：“妈，我这辈子就认定她了。” 实际上，这里没有多少浪漫风花雪月，而是在困顿时代、物资紧缺的情况下，两个人用合力守护了彼此在乱世里的精神角落。 医学上无法保证的未来，在字里行间变得温柔坚定。 他们终于在1956年步入婚姻，婚房极小，连家具都要手工拼凑，结婚之后，余光中过得很拮据，工资微薄，不过最让这个新家庭蒙上不安阴影的始终是“生育难题”。 有人劝他最好只养一胎多照顾妻子身子，医生更无奈告知“不要对生孩子抱太大希望”。 范我存本人对未来也有恐怕，医生那句话仿佛随时会变成现实里的句号，但生命，总是在绝望中反弹。 1958年，长女珊珊顺利出生，母女身体都好，接下来七年间，一个接一个，范我存竟然连生五胎——除了唯一早夭的男婴，四个女儿各安性命。 余光中乐不可支，总在自家书桌上自嘲：“我这不是诗人，是袋鼠爸爸。” 外人惊叹这跟命运开了多大一个玩笑，谁能想到“医生的话”成了现实里的乌龙。 这里，奇迹不是单纯的“命忌难违”，不是纯生理层面的运气大好。 余光中婚后在生活上处处呵护妻子，亲自下厨炒猪肝、煲汤补铁，每晚从书桌切换成孩子的保姆，一边哼着《静夜思》，一边背着孩子逗哄入睡。 他最常做家务的是洗尿布、晾晒衣服、帮女儿梳头。 范我存被调侃“柔弱”，却在这七年里完成了身份转型——家里五个孩子，家务全凭她一人揽下。 多胎家庭带来生活琐碎，吵闹与混乱夹杂，但他们的婚姻并没有因此变成日常的忍耐。 范我存始终是余光中第一个读者，他们晚间一起看片子谈艺术，用四川方言调笑，日子在烟火气之外别有一份诗意。 余光中给妻子写的情诗《绝色》《珍珠项链》，灵感大多出自眼前最熟悉的她。 两个人都不追求“完美家庭”的幻象，只希望能够在彼此之间讲情分、不融入无休止的争吵。 范我存觉得自己“陪着他成长了一生”，余光中则口头禅是：“幸好我娶的人是你。” 五个孩子让这个家庭气氛极其接地气，孩子们互相打闹、抢作业本弄丢钥匙、因淘气被父亲罚背诗，一地鸡毛却觉得温暖。 很多年后，她开始研究玉石、当博物馆志工，余光中清楚，生活绝非诗那样自带滤镜。 家要讲情，不是讲理，这一点他常常自省，两人意见冲突后更倾向于“睡一觉再说”，鲜有大声争吵。 他们的“神话”其实落点极其朴素，无论家庭困顿还是孩子成长，范我存始终给余光中留一间安静书房，让他能全心钻研文学； 余光中则用自己的人文、温柔和实际行动回应对妻子的尊重，从未要求妻子必须牺牲全部自我。 没有哪方是彻底的奉献者，两人始终在边界中寻找彼此的平衡，他们的婚姻没有“谁欠了谁”，更像是在同一张算盘上彼此添减。 到了晚年，两人几乎没怎么红过脸，余光中常说：“最大的幸福，是你一直在。” 61年漫长婚姻，既有邻里鸡毛、孩子磨人，也有深夜诗作、联手学术的浪漫。 余光中2017年去世，范我存安度了92个春秋，2023年离世。 两人携手走过大半个世纪，命运的玩笑铸就了最深的眷恋，余光中最有名的诗《乡愁》里提到“新娘”，内行都明白，那影子像极了终身牵挂的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