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的最后一天，已在家整整赋闲一年的扬帆，突然接到上海市公安局局长许建国打来的一个电话。接完这个电话，他便进屋，换上了外出才穿的灰色罩衫，妻子李琼不解，扬帆高兴地解释说，“许建国从北京回来了，他叫我到他家里去一趟，可能我的问题要解决了。” 那会儿的上海，简直就是个一点就炸的火药桶。国民党跑路前，在上海埋了几万个潜伏特务，加上满大街的帮会流氓，老百姓天天提心吊胆。扬帆手里捏着这个烂摊子，下了一步极其狠辣的棋：以毒攻毒。 他提议启用了一个叫胡均鹤的人。这胡均鹤以前当过汉奸，在汪伪特工总部干过，对敌特系统门清。扬帆觉得这人留着有大用，干脆让他当了上海市公安局情报委员会主任。这招确实绝，国民党留下的电台被一个个挖出来，企图暗杀陈毅的王牌特务刘全德也是这么落网的。扬帆凭着这股狠劲，硬生生把上海滩的治安给压住了。 到了1954年，高层风向变了。“高饶事件”一出，扬帆因为当初任用胡均鹤是报经饶漱石批准的，直接被扣上了“包庇特务”、“重用反革命”的惊天大帽子。抓特务的功臣，转眼成了最大的特务头子。 扬帆在北京的监狱里被提审、关押，人间蒸发。而留在外面的扬帆一家，彻底掉进了万劫不复的地狱。 扬帆这人工作起来不要命，手里有两部公车从不私用，连带父母看场电影都没去过。他突然失踪，李琼怕公婆受不了，只能咬着牙撒谎说“老杨去外地开长会了”。可父子连心，老爷子临终前拉着孙女的手，眼泪汪汪地说：“你妈骗我……我知道他失踪了，回不来了。”老人家憋着这口委屈气，高血压引发脑溢血，三天就走了。 紧接着，扬帆的姐姐肝硬化去世；老母亲承受不住接连丧夫丧女的打击，也跟着去了。短短一年多，家里三个至亲撒手人寰。 扬帆被抓时，家里最小的儿子才两个月大。1959年，这孩子突发高烧，确诊小儿麻痹症。病床上的孩子烧得迷迷糊糊，哑着嗓子说：“妈妈，我想吃橘子。”李琼疯了一样冲出去买，等她拎着金黄的橘子跑回病房，孩子的身子已经凉了。一袋子橘子全撒在地上，滚落得到处都是。那一地滚落的橘子，就像这个家彻底碎掉的运气。 李琼带着孩子在农村避难，有天知青给大家讲特务电影《绿色的尸首》，讲得正起劲，突然指着扬帆的大儿子说：“知道那特务原型是谁吗？就是你爸扬帆！”那一刻，屋里死一般寂静，所有的目光像刀子一样扎在孩子身上。老子的“罪”，成了刻在儿女脸上洗不掉的字。 高墙里的扬帆对这一切一无所知。直到十年后，李琼终于获准给他递了张条子。扬帆的回信里没有任何诉苦，只有一句让所有人瞬间泪崩的话：“6个孩子怎么只剩下5个了呢？” 他在绝望中为了不拖累家人，写了离婚申请书。 有人可能会问，关了这么多年，扬帆是怎么熬过来的？这就不得不提他骨子里的那股傲气和韧劲了。 从1955年被带走，一直到1965年，他被无休止地审查了十年，最后在监舍里塞给他一张判决书：有期徒刑16年。没有法庭辩论，签字画押完事。别人在牢里想着怎么表现好能减刑，扬帆想的却是怎么“活下去”。他弄了本《气功疗法》，每天雷打不动地练。 身体被锁住了，他的脑子一刻没停。他半夜蹲在厕所里，和同样落难的大学讲师借着昏暗的灯光用俄文背单词。他用黑格尔的逻辑学去对抗外面那个荒诞的世界。他不断给自己做心理建设：逻辑还在，真理还在，只是暂时被乌云遮住了。 可是，再强大的精神堡垒，也挡不住长达二十多年的孤立和摧残。 1974年，李琼带着儿子千辛万苦找到劳改农场，终于见到了日思夜想的丈夫。当那个穿着破棉被、头发蓬乱的老头走出来时，李琼的心碎成了渣。 她颤抖着喊：“我是李琼，我是你爱人啊。” 老头皱着眉，冷冷地甩出一句：“这两个人是假的，以后别让他们来，我也不见。” 那一刻，李琼彻底崩溃了。她不知道，长期的关押和折磨已经让扬帆患上了严重的幻觉和妄想症。在他破碎的认知里，自己的亲人早就在外面的动荡中死绝了。眼前突然冒出来的老婆孩子，绝对是组织派来套他话的“冒牌货”。这种疯癫，其实是他潜意识里为了保护家人、也为了保护自己而竖起的最后一道防线。 扬帆的转机出现在1979年。当时他被转到了上海华东医院治病。李琼和孩子们轮流守在他床边，一遍遍地唤醒他的记忆。有一天，他突然看着李琼，迟疑地问了一句：“你一直都在？” 那个冬天，病房里来了一位穿着朴素、像个老农的老人。他径直走到床边，一把攥住扬帆的手，声音不大却重若千钧：“扬帆同志，我是粟裕啊。” 这一声“同志”，扬帆在地狱里苦熬了25年才终于听到。那一瞬间，扬帆浑浊的眼睛迸发出亮光，泪水夺眶而出，嘴里只能反复念叨着老首长的名字。粟裕紧紧握着他的手说：“你现在啥也别管，只管养病，所有事情交给历史，历史是公正的。” 1980年，上海市公安局召开大会，彻底为扬帆平反，恢复了党籍和名誉。1999年2月20日，87岁的扬帆在上海安详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