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念和谭震林都是长期领兵作战、在革命战争年代留下重要战绩的老一辈领导人，在1955年军衔评定的最初方案里面，两个人的名字都放在大将备选名单之中，最后却没有拿到军衔，这件事长久以来被很多人讨论。

1955年全军准备实施军衔制度，军委和总干部部前后反复讨论候选名单。1955年1月，彭德怀、聂荣臻联名向中央提交报告，名单内包含李先念、谭震林，同时列入备选的还有邓子恢、张鼎丞等人。当时拟定的思路里，这些人在战争时期长期带兵，都具备评定大将军衔的资格。但是之后中央定下一条原则，已经转到地方党政系统任职、不再担任军队现役职务的干部，原则上不再授予现役军衔。授衔的时候，李先念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谭震林担任中央副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两人工作重心已经完全转向地方建设，不再承担军队指挥职务，按照这个统一的原则，最终退出了授衔名单。

李先念早年参与黄麻起义，是红四方面军的骨干将领。长征路上经历西路军惨烈的作战，在主力损失严重的绝境之下，带领少量人员突出重围，保存下珍贵的革命火种。抗日战争时期，他在鄂豫皖地区组建新四军第五师，担任师长兼政委，在敌伪多方夹击的环境里开辟敌后根据地，部队规模逐步发展壮大。解放战争爆发，李先念出任中原军区司令员，中原突围就此打响，这一战拉开了解放战争全面开战的序幕，在战略层面牵制了大量国民党部队，为其他解放区争取到宝贵的备战时间。

谭震林的革命经历同样很早，井冈山时期就投身根据地建设，红军主力长征之后，他留在南方坚持三年游击战争，在缺少补给、敌人反复清剿的恶劣环境下守住了南方的革命支点。抗战爆发，他在新四军任职，皖南事变之后担任新四军第六师师长兼政委。解放战争阶段，谭震林担任华中野战军政委，和粟裕搭档指挥苏中战役，打出七战七捷的战果。之后他继续在华东战场作战，参与指挥济南战役，作为淮海战役总前委成员，全程参与这场决战的组织统筹，渡江战役时，作为三野第一副政委，带领部队进入浙江，接管江南大片新区。

粟裕在1955年授衔的时候位列十大大将之首，授衔当时，他正在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属于全军核心军事指挥岗位。土地革命时期，粟裕在中央苏区参与多次反围剿作战；抗战时期在江南、苏北开展敌后游击战，组建新四军一师。解放战争，他负责华东战场的军事指挥，苏中战役、孟良崮战役、豫东战役，一直到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一系列改变战局走向的大战，粟裕都是主要的军事筹划和战场指挥者。在军衔评议阶段，军委综合所有人的红军时期资历、抗战贡献、解放战争的战役指挥成果，还有授衔时的军队职务，确定粟裕排在大将名单第一位。

很多人会假设，如果当年李先念、谭震林没有转到地方，保留军队职务参加授衔，会不会取代粟裕，成为大将第一名。从当年评衔的整套考量标准来看，军衔评定不只是简单对比单人战功，是把各个革命阶段的贡献、军队岗位性质、全军战略层面的作用综合在一起权衡。

谭震林属于军政复合型干部，擅长根据地建设、群众动员、部队政治工作，在华东战场和粟裕配合，一个抓军事指挥，一个抓政治和根据地建设。在大型会战的军事筹划、大兵团作战的临场指挥方面，华东战场的军事决断，主要由粟裕承担。李先念指挥的中原突围战略意义巨大，牵制了大量敌军，但后续大规模兵团决战的战役体量，和华东战场连续进行的一系列战略决战有明显区别。

十大大将名单当中，每个人都代表不同的方面军、不同的战场方向，也要兼顾军队各个系统的代表性。徐海东代表红二十五军与陕北根据地，黄克诚兼顾政工和后勤，张云逸资历深厚，萧劲光长期负责海军建设，罗瑞卿负责公安部队。粟裕作为总参谋长，承担全军作战规划工作，解放战争中多个决定性战略战役由他主导筹划，在当时军队体系内的军事岗位权重很高。现留存的当年评衔相关材料，没有任何记录显示，就算李先念、谭震林参与授衔，军委打算把二人放在粟裕前面。

李先念、谭震林本人，对于没有授衔这件事看得很平淡。他们清楚，离开军队转入地方，投身国家经济、政务建设，是革命任务的转换，军衔只是荣誉，革命奋斗不是为了获得头衔。建国之后，李先念长期主管国家财政经济工作，谭震林负责地方治理、农村建设，在新的岗位上继续完成建设国家的任务。后来李先念当选国家主席，被列入36位当代军事家名单，这是对他军事生涯的正式肯定，谭震林虽未入选该名单，但他在革命战争年代立下的卓越功绩，同样被历史完整记录和认可。

军衔只是对战争年代贡献的一种荣誉认定，不能用简单排名去强行比较将领之间的高低。李先念、谭震林，还有粟裕，每个人在不同战场、不同阶段承担不一样的任务，各自完成了时代交给他们的使命。当年定下地方干部不授衔的规则，是从全国工作大局考虑，并非否定这些老同志在战争年代立下的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