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1955年广州珠江上的疍家人。疍家人在船上吃，在船上睡，在船上度过一生。古代疍家人的社会地位极低被称为"贱民"。 公元前214年，秦军五十万南下征服岭南，设南海、桂林、象三郡。大批百越族人不愿臣服，躲进江河湖海，靠打鱼过活，再也没回到陆地上。 后来汉武帝灭闽越国，又一批闽越人流落水上，和先前的百越遗民混在一起。这些人就是最早的"水上人"。 往后每逢改朝换代，就有人往水上跑——东晋五胡乱华时有，唐末藩镇割据时有，南宋灭亡时也有。疍民这个群体，说白了就是历朝历代被逼到走头无路的人凑到了一块。 到了元代，朝廷正式把疍户写进律法，归入贱籍。明清两代变本加历，疍民和乐户、惰民并列，子孙世代不得翻身。 不能上岸盖房，不能跟普通百姓结亲，孩子连进私塾的资格都没有，科举更是想都别想。官府甚至懒得给疍民登记户口，几十万人活在珠江上，跟不存在一样。 雍正元年，也就是1723年，事情出现了一丝转机。监察御史年熙给雍正帝上了道折子。年熙是年羹尧的儿子，这个人胆子不小，折子里说的是山西、陕西的乐户问题。 这些乐户的祖先，本是明初靖难之役中拥护建文帝的忠臣，朱棣夺了皇位后，把这些人的妻女统统罚进教坊司做官妓，一代传一代，到雍正朝已经三百年了。 年熙觉得忠臣后人不该永远背着贱籍，请求朝廷开恩。雍正看完很受触动，批给礼部去办，大臣们顺着圣意表态——"压良为贱，前朝弊政，亟宜革除"。山陕乐户就此脱籍。 这道口子一开，其他地方的贱民也看到了希望。同年七月，两浙巡盐御史噶尔泰奏请豁除丐户贱籍，部议本来不同意，雍正帝直接越过部议下旨照办。 雍正五年又主动豁除佃仆、世仆。到了雍正七年，广东疍户的贱籍终于也被开豁了。《清史稿·食货志》里记得清楚：山西乐籍、绍兴惰民、徽州伴当、广东蜑户，"上甚悯之，俱令削除其籍"。 消息传到珠江两岸，疍民们大概高兴了没多久就发现，诏书归诏书，日子还是老样子。岸上人照样瞧不起水上人，不跟疍民来往，更别提通婚。 地方官吏该收的税一分没少。乾隆元年朝廷下令减免疍民鱼课，底下人阳奉阴违，执行得稀里糊涂。疍民还是住在船上，还是不能上岸置产。 法律改了，偏见没改。鲁迅说过一句话放在这里合适——"从来如此，便对么？"从来如此的东西，恰恰最难撼动。 到了1912年民国建立，南京临时政府发布示令，宣布疍户、惰民一律享有公权私权。听着挺好，可还是老问题：没有配套措施，一纸命令解决不了千年积下来的歧视。 上世纪30年代，社会学家陈序经专门跑到广州做田野调查，写了《疍民的研究》。陈序经记录下来的数字让人心里发紧：当时广州有大约15万疍民，占全城人口近十分之一。 一家人挤在五六米长的小船上，船底养鱼虾，船尾拿蓬布围起来算卧室，生孩子、看病、办丧事全在这几平米里。陈序经还搜集了疍家人名称的12种说法，其中疍民自己的解释最扎心——在风浪里讨食，命跟蛋壳一样薄。 民国政府有人提过把疍民"各编一籍"方便管理，官方回复说雍正之后疍民"已恢复自由"，不必再单独立籍。 这话说得轻巧，可自由在哪呢？不能上岸住，不能读书，嫁女儿岸上人家嫌丢份，这叫什么自由？ 真正的变化发生在1949年以后。1953年广东正式废除"疍家"这个带有侮辱性的称呼，统一改叫水上居民。 政府沿珠江规划住宅区，提供建材帮疍民盖房，安排小孩上学，青壮年进渔业社和工厂做工。从1951年到1965年间，将近五万广州疍民搬上了岸，头一回拥有了属于自己的陆地上的家。 延续两千多年的漂泊，在十几年里画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