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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宋喜梅正在锄草。突然,五六个日本兵撕扯她的衣服,将她扑倒在田地里,就

1940年,宋喜梅正在锄草。突然,五六个日本兵撕扯她的衣服,将她扑倒在田地里,就在宋喜梅绝望时,日本军官却说:"让她回家……" 宋喜梅连头都不敢抬,她跑回家,关上门,嚎啕大哭。哭声还没落,门又被敲响了。 敲门的,就是刚才那个日本军官。他不是要放人,他只是不想把人分给别人。 宋喜梅那年18岁,是海南琼山一带出名的俊俏姑娘,皮肤白,个子小,已有婚约在身。她每次出门,母亲都要给她脸上抹一把锅底灰,为的就是让她不那么显眼。那天中午,汗水把脸上的灰都冲掉了。 这场灾难,并不只是宋喜梅一个人的遭遇。 1939年2月10日,日本海军第5舰队在近藤信竹中将和陆军第21军司令官安藤利吉中将的指挥下,率"台湾混成旅团"从琼山县天尾港强行登陆。 海南岛,从那一天起落入日本军队的控制之下。日军占领海南的目的,一是切断中国抗战的海上运输线,二是掠夺热带矿产资源,三是将海南岛作为进一步"南进"的跳板。 为稳固统治,日军在全岛建立了360多个军事据点,强制发放良民证,推行保甲连坐制,对普通百姓的日常行动实施严密管控。 占领之初,日军便着手在海南岛各地设立慰安所。1939年4月,也就是日军登陆后不到两个月,陵水县陵城镇就出现了第一处慰安所。 到日军撤离前,海南全岛至少建有93处慰安所,波及15个市县。 日军掳掠妇女的手段并不统一。有时是直接闯入村庄强行带走年轻女子,有时是混在劳工队伍中,挑选容貌出众者单独带走。 还有一种方式更为隐蔽,唆使汉奸在各地张贴告示,声称招募"战地后勤服务队",工作内容是为日军洗衣服、照顾伤病员,以此诱骗不明实情的妇女前来应募,到了地方,才发现已身陷囹圄。 宋喜梅是被直接掳走的。 那个日军军官把宋喜梅强行带走之后,把宋喜梅关在房间里将近一个月。之后,宋喜梅被转送至日军在当地设立的慰安所,从此与许多同命运的女人关在一处,等待她们的是无尽的凌辱。 被关在慰安所里的妇女,白天要做工,夜里还要服侍日本兵,一晚上往往要应付三四个人。这不是个例,是整个制度设计下的常态。 宋喜梅后来在一次高烧中昏死过去,被日军抬出去丢弃,宋喜梅凭着最后的一口气,挣扎爬回了家门口。 与宋喜梅有着相似遭遇的,还有许多海南女性。黄有良,1939年时年仅14岁,遭日军强暴后被迫沦为慰安妇,子宫受损,此后多次怀孕,产下的8个孩子无一存活。 陈亚扁,1942年15岁时被强迫进入慰安所,辗转于三亚海棠湾与陵水县本号镇两处军营之间,长达三年,眼睛都哭坏了。 日本战败后,这些女性没有得到任何道歉或赔偿,反而在乡间被人称作"日本娘",成为被嘲讽的对象。她们沉默了将近半个世纪,才有人开始记录她们的遭遇。 从1993年起,原海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巡视员符和积开始实地走访调查,将这些幸存者的经历整理成文字,留存下来。 2001年7月,黄有良、陈亚扁、林亚金等8名幸存者在志愿者陈厚志等人的帮助下,跨海赴日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公开道歉并给予赔偿。 案件经过长达十年的反复上诉,日方虽承认了当年的侵害事实,却以"个人无权起诉国家"为由驳回了全部诉求。 2006年8月30日,东京地方法院一审判决驳回上诉。判决宣布后的第二天,作为原告代表的杨榜阿婆便含恨去世。 黄有良老人曾说,官司打不赢,死了都闭不上眼睛。2017年8月12日,黄有良在陵水黎族自治县英州镇乙堆村的家中离世,终年90岁。 她到死,也没有等到那句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