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特务杨进兴自知罪孽深重，带着妻女躲去了南充。路上，他碰到几个农民，假装自己是难民，让他们帮帮忙，就在他马上成功之际，妻子又开始在一旁小声抱怨，说他不该做这么多孽。 1949年12月11日这天，四川南充县青居乡磬坝和平三村的小路上，走来了一对神色仓皇的夫妇，怀里还裹着个穿蓝布棉袄的小女娃。这男人声泪俱下地说自己叫“杨大发”，6岁就成了孤儿，一路逃难过来，实在是走投无路，求乡亲们给条活路。 就在这男人卖力表演、眼看就要博取同情顺利潜伏下来的时候，他身边的妻子田德俊却没压住火，在一旁小声嘟囔抱怨，埋怨他当年干了太多缺德事，造了太多孽，如今才落得这步田地。万幸的是，老实巴交的村民们当时并没有完全听清或者深究这句致命的低语，出于淳朴的同情心，村里人同意了他们的落户请求。 就这样，这个假借“杨大发”之名的男人，在这个不到300口人的小村落里扎下了根。为了活命，他爆发出了惊人的“求生欲”，开始了一场长达6年的极限角色扮演。 在这个村里，他彻底把自己活成了一个让人挑不出毛病的“能干人”。互助组里20来户人家，就数他最拼命。他每天凌晨4点多就下地干活，自己分到的那1亩7分责任田里，连一根杂草都找不出来，家里的粪坑一年能被他填满3次。为了融入当地，他和村民合伙抬滑竿，这可是个极其消耗体力的苦活，但他每次都抢着扛最吃重、最磨人的后肩。到了1952年秋收，他家那块田的每亩产量比村里平均水平高出30多斤，村里开会直接点名表扬了他两次。在历次土改和诉苦会中，他表现得极其积极，甚至被大家推选为互助组组长。 但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狐狸的尾巴，往往会在最不经意的细节处露出来。 杨进兴虽然白天装得像个苦哈哈的贫农，但他们两口子根深蒂固的消费习惯和情绪管理，最终彻底出卖了自己。刚进村时，他随手就能拿出5升米付房租，还能接连买肉买酒请保长和甲长吃饭。到了1952年冬天，他又悄悄把一枚重一钱多的金戒指，以16万旧币的价格偷偷卖掉，没过三个月，又把妻子的呢子大衣卖了4万旧币。这种悬殊的财富差距和行事做派，早就让一些细心的村民犯了嘀咕。 更致命的一击，来自他们夫妻间的内讧。1951年，两人在地里掰包谷，就为了几斤口粮爆发生死争吵。妻子田德俊气急败坏，当着其他三个社员的面直接吼出了那句石破天惊的话：“你历史背不清，人民政府到处抓特务，看你敢不敢上乡里去坦白！” “特务”这两个字，就像一颗炸弹，迅速在几个小组里传开了。 真正让杨进兴彻底现出原形、无处遁形的，是国家户籍与普选制度的推进。1953年，新中国开展第一次全国普选。在核对选民信息时，普选办公室的干部发现这个自称“广安代市场人”的杨大发，居然说不清老家的一条街名、两座庙名，甚至连集市是哪几天都记不准。发现异常后，南充县公安局迅速介入。他们非常聪明地借着宣传农业初级社的名义进村，给骨干社员照相，顺理成章地拿到了杨进兴的一张黑白半身像。 这张不到2寸宽的照片被紧急送往重庆，和十几份旧档案中的嫌犯相片逐一比对。当一名老警员认出照片上的人，就是1947年军统档案里那个冷血特务杨进兴时，现场所有人死一般地沉默了足足5分钟。 军统档案里的杨进兴，和那个在田里除草的“杨大发”，简直判若两人。在成为所谓的“劳模”之前，这双长满老茧的手，沾满了令人发指的鲜血。 从1940年加入军统开始，杨进兴靠着“任务完成得干净利落”一路往上爬。1946年，他奉命将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和车耀先押到松林坡，浇上6加仑汽油，活活烧了20多分钟。1947年，为了10万元奖金和一套呢子衣服，他将尚承文等3人骗出，用电刑折磨半小时后，丧心病狂地抡起十字镐连砸3下，致使烈士脑浆迸裂。到了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在震惊中外的“一一二七大屠杀”中，他更是直接组织并参与了对众多革命志士的秘密枪杀，亲手杀害了东北军爱国将领黄显声。 最让人痛心疾首的，是他参与谋杀爱国将领杨虎城一家。当杨虎城将军刚跨进大门，回头看儿子被刺中时，杨进兴残忍地用白布捂住将军的嘴，连捅数刀。甚至连那个仅有8岁、在狱中长大的“小萝卜头”宋振中，最后一刀也是杨进兴补上的。据事后审查，他直接参与杀害的革命志士多达100余人，甚至有资料表明经他毒手的多达300余人。 1955年6月16日一早，收网的时刻终于到来。当重庆市公安局“追残组”的干警在青居乡三村的区公所里，一把按住前来送凳子的“杨大发”的双臂时，这个隐藏了近2000个日夜的恶魔，在警车里死死沉默了10分钟。他最后只问了一句话：“你们是从重庆来的，还是从广安来的？” 当办案民警把那本厚厚的《1946—1949重庆军统残暴行径材料汇编》摔在他面前，翻到“11月27日松林坡”那一页时，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特务，终于彻底低下了头。1958年，杨进兴被公开宣判死刑，结束了其罪恶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