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杨振宁顶着骂名反对建造预算高达2000亿的大型粒子对撞机，这激怒了中科院院士王贻芳，气的他不顾形象大声道，一定要建！不建中国就要落后30年！ 2000亿在2012年可不是个小数目，当年全国全年的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总支出也才10240亿元，这一个项目就占了近五分之一，而其中基础研究经费仅有498亿元，2000亿相当于4个基础研究经费的总和，砸在一个项目上，在杨振宁看来实在太过奢侈。 要知道，上世纪中国建造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整个项目也才投入2.4亿元，精打细算用了4年就建成，创造了国际同类工程的奇迹，对比之下，2000亿的预算简直是天文数字。 杨振宁之所以顶着骂名也要反对，核心是看透了这个项目的性价比太低，当时中国还有太多更迫切的科研领域需要投入。2012年中国的GDP刚突破51万亿元，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也才2176亿元，2000亿的预算几乎相当于整个行业一年的投资规模。 他很清楚，大型粒子对撞机不仅建设成本高，后续维护更是个无底洞，欧洲的大型强子对撞机，每年维护费用就高达数十亿美元，中国要是建成，每年的维护费至少也要上百亿，这会挤占大量其他科研领域的资金，比如当时的芯片、生物医药、材料科学等，这些领域更贴近国计民生，也更能快速提升国家实力。 王贻芳的激动也并非没有道理，2012年正是人类发现希格斯粒子的年份，这种被称为“上帝粒子”的物质，能解释宇宙起源和物质质量的核心问题，而大型粒子对撞机正是研究这类粒子的关键设备。 作为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核心人物，他负责的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当时刚取得重大成果，让中国在中微子研究领域跻身世界前列，也让他更清楚，高能物理领域的竞争不等人。 欧洲已经建成大型强子对撞机，美国也在规划同类设备，中国要是不跟上，就会被排除在这一前沿领域之外，所谓“不建落后30年”，正是他对这种差距的焦虑。 当时国际上，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已经靠着大型强子对撞机占据了高能物理研究的主导地位，他们还计划修建规模更大的未来环形对撞机，造价超过150亿美元，工期更是要延续到本世纪末。 王贻芳认为，中国要是错过这次机会，就会彻底失去在该领域的话语权，后续再想追赶，付出的代价只会更大。他眼里的大型粒子对撞机，不是单纯的科研设备，而是中国跻身世界高能物理强国的敲门砖，能带动相关产业和技术的突破，比如高精度探测器、超导技术等，这些技术能辐射到其他领域，带来长远收益。 杨振宁的反对，本质上是从国家发展的全局出发，他经历过国家积贫积弱的年代，更清楚有限的资源要用到刀刃上。2012年，中国还有很多基础科研领域投入不足，很多科研团队连基本的实验设备都难以保障，498亿元的基础研究经费要支撑全国各类基础学科的发展，2000亿的投入无疑会让其他领域雪上加霜。 他甚至举例说，就算建成了，中国在高能物理领域的人才储备也不足，大概率要依赖国际合作，核心技术和研究成果未必能真正掌握在自己手里，相当于花巨额资金为别人做嫁衣。 两人的争论，本质上是不同发展思路的碰撞，王贻芳着眼于前沿科技的突破，担心落后于国际潮流；杨振宁则更看重资源的合理分配，担心巨额投入拖累其他领域的发展。 2012年的中国，正处于快速发展的关键期，既需要前沿科技的引领，也需要基础领域的夯实，2000亿的预算，无论放在哪个领域，都会产生巨大影响。 王贻芳的激动，是科研工作者对突破的渴望；杨振宁的坚持，是老者对国家发展的审慎，这场争论没有绝对的对错，却真实反映了中国科技发展过程中，关于取舍与选择的深刻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