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女战士刘惜芬不幸被捕，审讯时，特务头子毛森用刀划开她的衣服，轻蔑道：“你招不招？”见刘惜芬颤抖着，他又把烟头烫在她的锁骨上！ 刘惜芬生在一个封建大家庭。小时候她就懂事得早，母亲早早去世，她也就比同龄人多了分坚强。艰难的日子一天天挨着，她没什么撒娇的机会，却养成了独立的性格。 后来她靠自己的努力，考到了厦门的博爱医院。这医院表面上打着“慈善”旗号，可进去就能发现，基本靠日本人出钱，里面的医生也大都是日本人。 中国人如果来治病，医生总是能省就省，态度能冷漠一点就绝不会多关心一句。遇到伤得重的或者情况复杂的，十有八九推给中国护士。 刘惜芬刚去医院那会儿，工作起来简直像个陀螺，白天黑夜地转。别的护士看到那些难缠的病号就叫苦，她就自个儿咬着牙扛下来。 见哪个伤员没人搭理，她就忙前忙后地照顾；医院规定药品要省着用，她就在有限条件下想办法让伤员舒服点。一来二去，那些受伤的同胞都把她当作亲人。 后来医院里有同事打趣她一天到晚都在忙活，她只是笑笑，也不多解释什么。哪怕被上级批评，她照样坚持自己的方法。 随着时代变化，社会上进步思想逐渐传播开来。刘惜芬因为在医院接触了许多受难的同胞，也逐渐明白，一味善良还不够，想要改变大家的命运，最终得靠大伙儿团结起来。 就这样，经人介绍，1949年她成了共产党员。宣誓的时候，她心里挺激动，也下定了决心。不过做了党员，日常工作并没变，医院里的活依然一样地多，只是她多了些隐秘的联络任务。 革命形势风云变幻，就在厦门解放前夕，有同事出了状况，没过多久，刘惜芬就被国民党特务盯上了。抓捕那天，她刚结束夜班，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就和几个同事被带走。 有人当下慌了神，可她反而冷静下来，想着怎么样才能保护组织和同志。关进看守所后，国民党特务用尽了各种办法试图撬开她的嘴。 最开始，他们装出一副“好商量”的样子，拿些吃喝来诱惑她。可这种把戏根本没效果，刘惜芬自始至终只反复强调自己只是医院里一个小护士，什么也不知道。 见说软的不管用，对面立马就换了脸色，开始了粗暴的手段。审讯的日子很难熬。她在狭小的房间里，面对对方递来的严厉拷问，表面看似镇定，其实身体被各种刑具折磨得很厉害。 敌人怕她不怕疼，硬生生在旧伤口上加新罪，轮番用热烙铁、铁签子、辣椒水、生油鞭子。没过多久，她身上几乎没有一块好肉。 就算再坚强的人，受到这样的对待，也难免有撑不住的时候。她有好几回疼得晕过去，被泼了冷水又被叫起来继续问。特务觉得她这样坚持肯定有问题，可不管怎么问，她都是同一句话。 一次审讯结束，刘惜芬被抬回牢房，狱友们见到她模样都蔫了。一群人看着她的伤，眼泪一个劲儿地掉，刘惜芬一边喘气一边安慰大家让她们别伤心。 她说：“自己既然做了选择，就不后悔。”狱中的氛围本来就压抑，有人曾经好几天都不开口说话，有人整夜辗转难眠。 她见状，总是设法活跃气氛，不顾自己身体伤痛，给大家讲医院里听来的趣事，或者外面街头的新闻，要让大家哪怕几分钟能笑起来。 后来有个年纪比她还小的姑娘问她怎么能这样挺得住。她说，没有谁天生不怕疼，而是因为知道自己这样坚持，总比死里求生值当。 这样的日子一天天过去，每当敌人失败而归，她就会带着同伴把牢房收拾干净。稍微能坐起来了，她就和同屋的同志一起回忆组织里交代的小事，生怕有人因为压力太大说漏嘴。 有狱友咬着牙说，她总是用温和的语气鼓励别人，像大姐姐一样照顾大家，其实年龄只比几个姑娘大不了多少。 有时候刘惜芬的伤好一些，她会主动帮狱友处理擦伤。没有药品和消毒水，她就咬牙把自己的衣角洗干净，帮大家包扎。 看守所的饭菜本就分量少又粗糙，她分自己的饭给别人，总觉得只要大伙一起咬牙坚持，天一亮，外面的同志肯定会来救自己。 敌人的审讯变得频繁而凌厉，刘惜芬一次次被带走又送回来，她每次出来都伤势更重。旁边的女同志偷偷抹泪，她却还是不断讲乐观的事。 有人实在坚持不住想要认罪求轻判，她趴在床板上一边喘气一边劝：“大家都沉住气，再坚持一会，革命不会丢下我们。” 随着时间推移，敌人不断换花样，但依旧查不到实质内容，渐渐也开始泄气。其他牢房的同志说，她每次经过，都能听到一点她虚弱又坚决的声音，给大家莫大的鼓励。 秘密送进牢房的小纸条上，也总有她的只言片语在宽慰同伴。临近解放的消息传来，整个监狱气氛变得异常紧张。狱友们私下议论，感觉大势快定，可敌人明显已经急红了眼。 就在押解的前一天，刘惜芬的情况愈发危重，身体一天比一天虚弱。她在最后一次被带离牢房前，回头扫了眼屋子里的同伴，声音低低地说了一句：“天快要亮了。” 有的人当时没忍住眼泪，可她已经坚定地走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