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苏联撕毁协议，将所有的驰援的科学家全部撤走，临走前，一位苏联专家悄悄告诉中国核武器研究所“其实你们有王就够了，他是核武器研究的伟人，即使没有我们...” 1960年，中苏关系骤然变化，苏联宣布将中国境内协作的科学家全部召回，原本还在紧锣密鼓推进核武器研发计划的中国科研队伍，立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局面。 撤退不仅带走了在场所有苏联专家，还一并收回了大批技术资料和实验设备。中国的研究现场，时常能看到工程师们站在空荡的实验室里，面对一堆仪器发愣。 有人半天没回过神来。科研团队有些人甚至还没来得及和熟悉的苏联同行好好道别，一切突然，就像手中的工具一夜之间消失了。 就在外界普遍觉得中国核武事业可能要陷入停滞时，事实发展的轨迹却让人意外。团队成员们尽管面对巨大压力，但核心骨干很快组织起来。王淦昌成为了大家的主心骨。 没有了外援和新资料，他每天带领小组一遍遍拆解剩下的零散图纸和资料，甚至靠着仅存的几张苏联时期的参考表，推导计算，从头解算所有数据。 很多同事回忆，有晚上现场灯泡发出咝咝的响声，大家趴在桌上查算公式，王淦昌总是第一个到、最后一个离开。 其实在这之前，王淦昌很早就表现出过人天赋。小时候因为家里穷，每天都要帮外婆处理家务，但只要有空闲，他就读书。读私塾时，老师喜欢讲古文，他更喜欢钻研算学。 慢慢长大后，到了上海求学，除了认真学专业课，他主动学外语，日后出国便利很多。像他后来到德国进修，能自由用外文讨论课堂问题，和其他国家学生一起写论文。 1930年代，在德国魏玛大学学习，他与来自欧洲各地的优秀物理学者深度交流，把先进实验方法和理论一并带回国内。 回国后，他在教学之余继续钻实验，研究成果经常引来一堆年轻学者求教。那时候，他的经济条件很一般，为了生活常常课余兼职，但每个月工资总有一半流向抗战捐献名单里。 等到日本进攻华北，教学条件变差，他还是坚持有仪器就做实验，没仪器就领着学生写计算推理论文。有时连续几天学食堂的清汤面条，依旧带头敲黑板讲课。 有一次，一个学生偷偷把剩下的饼递给王淦昌，结果他装作没看见，回头又在实验室多待了一晚上。一九五八年，中国决定自主研究核武器。 王淦昌作为骨干被调进新组建的研究所。苏联曾提供部分资料，但内容有限、关键数据缺失，研发组不得不一边搞设备调试，一边根据少量的英文期刊和苏联老文件反复摸索。 最初几年，有不少难题卡在原子核同步加速实验，设备一会短路一会烧坏，每次出小故障，王淦昌都亲自钻进操作台下拆检线路。 工作人员看到他穿着白大褂蹲在灰尘里，习惯性把手里的电阻送过去。非常典型的一幕，有一次小组模拟核裂变反应，实验中途测得指标异常，本来该休息了，王淦昌却没挪窝。 在黑板上改方程、排着实验员轮班重新再算一遍。好几个晚上，大家轮流回宿舍，只有他一个人留在现场，困得实在睁不开眼就趴在桌上打个盹，醒了接着算。 有同事记得，他最常说的一句话是，“遇到瓶颈就从源头梳理思路，前面走不通就绕远一点。”时间一天天过去。 团队把每一项技术一次次推倒重来，终于把关键核材料合成流程一项项搞清楚，原本以为只能靠外援才能完成的实验全靠自己重新走了一遍。 到了六十年代初，中国核武器研发进入最大压力期。很多青年科研工作者还没成家，就被拉到偏远基地，过着集体宿舍、一切物资紧张的生活。 遇上冬天，大家围着小炭炉子讨论数据，王淦昌最怕天气冷了仪器出故障，每天都要先到实验室巡视设备，哪怕下雪也风雨无阻。 他不止是指挥，自己亲自在谱线仪、云室和加速器间来回穿梭，生怕哪一步遗漏，导致整体进度落后。时间来到一九六四年，原子弹试验准备进入最终倒计时。 那天王淦昌带着团队在基地里反复推演最后一轮参数。有工作人员回忆，那几天吃住都在实验室里，风一吹尘土扑脸，连水壶都结了冰。 发射当天，每个人守在指定岗位，王淦昌安静地站在观测点，手表和秒表并排戴在手上。待信号响起，爆炸成功，整个测试小组都安静地愣了几秒，才有人激动地喊出来。 等局势归于平静，他又立刻召集同事核查试验数据，检查流程是否精准无误。后续核武系列试验，王淦昌带领团队一边总结经验，一边培养新的技术骨干。 许多年轻研究员回忆，自己学到最细致的科研训练，都是从王淦昌的工作细节中观察领会的。他从不推脱小事，带着大家拆仪器、修线路，自习室、实验楼、基地食堂都留下过他的身影。 很多年过去，王淦昌一直在科研一线，年近九十时还坚持旁听技术讨论会，遇到重要方案还要点名提出修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