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汉奸陈公博，被枪毙的现场，临刑前他对身边的狱警说道：”我有钢笔一支，是兆铭兄所赠，有一枚一等旭日大绶章，为日本天皇所赠，此两物都在我床上，要求随葬”。 1946年，陈公博站在刑场上，提出要将一支钢笔和一枚勋章一同下葬，这两个物品后来被博物馆收藏。这一幕，成为许多人记忆中有关他的最后画面。 陈公博1892年出生，家境优渥，广州的读书人家。早年受新思想影响，中学毕业后进入北大，主攻哲学，与当时傅斯年、顾颉刚等人成为同窗。 求学期间，他多次参与进步活动，结识不少志同道合者，甚至在广州组建了中国共产党最初的一批组织，承办左翼报刊《广东群报》。 1921年，陈公博作为广州代表，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举行时，警方突然来搜查，他受到惊吓后，带着夫人匆匆离开会议现场，之后主动退出了相关组织，没有再参与党的任何重大活动。 之后几年，陈公博公开表达支持陈炯明，还时常在时代浪潮中转换立场。1925年，他加入了国民党，很快成为汪精卫的核心智囊和身边重要手下。 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陈公博主要围绕国民党的党务活动开展工作。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陈公博频繁在抗战前线和上海、南京等地活动，对中国与日本的力量对比一直十分悲观。 在1938年汪精卫主张“和平救国”的方针公开后，陈公博追随汪精卫南下，协助筹划日后的南京伪国民政府。1939年起，他担任立法院长，直接参与与日本方面的谈判。 主持签署《日汪基本关系条约》，推动多项经济和交通领域的合作，将煤矿、铁路、港口等一批重大战略资源的实际控制权交给了日本相关部门。这些资料及批文至今在档案馆保存。 汪伪政府时期，陈公博持续推进“和平建国”政策，参与成立政务委员会、多次会见日本驻华代表。随着汪精卫去世，陈公博一度兼任国民党南京政府要职。 在日伪政权内地位仅次于新一任首脑。一些会议记录显示，陈公博在官员任命、重大条约签署、中日关系协调等方面多次直接发言并签字画押。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陈公博的政坛生涯进入终章。在南京政权解体之际，他先是短暂隐居，又企图通过关系投靠日本司令官冈村宁次，恳求帮助自己出逃日本。 几次托人联络日本领馆，终在混乱中由日本方面协助偷渡到了日本本土京都。逃亡过程中，被查出随身带有贵重财物，日方统一登记处理。 滞留日本期间，陈公博因身份敏感成为中方重点通缉对象。国民政府通过外交途径与日方交涉，最终要求引渡归案。 期间，外界曾多次流传其自杀消息，但后来被证实均为谣传。日本方面彻查真实身份后，将陈公博及其家属移交南京，随即投入南京看守所。 1946年4月，江苏高等法院公开审判陈公博。庭上，控方主要指控其在南京伪政权担任要职、积极支持日本侵略政策、破坏民族团结、出卖国家利益、签署非法条约。 庭审材料详细记录了多次重要决策和文件签字过程，以及个人直接参与出让矿山、铁路利益的具体事例。陈公博本人则反复强调自己是“为谋和平”、不愿生灵涂炭。 但当庭人士及部分被害方家属公开对其质问，场面一度混乱。最终法院宣判其死刑，判决文件详细列明全部罪状。 临刑当日，陈公博按规定换上整洁长衫和皮鞋，主动交代要求——带上汪精卫赠送的钢笔和日本天皇赐授的一等旭日大绶章随葬。狱方按流程登记取出上述物品。 随后将其保管，后移交博物馆。陈公博与妻子李励庄在监房举行最后一次会面，并用亲笔信与家属交代后事。押赴刑场时，家属均未随行。 执行完毕后，陈公博遗体被送往南京麒麟门外工地乱葬岗，归于第七个新土堆，无任何石碑铭文。几天后，亲属秘密前往收敛遗骸。 陈公博的妻子携带儿子赴上海，后经香港转往美国生活。其子成年后经商，始终未在公开场合谈论父亲往事。 陈公博历史相关档案、随身物品几经转移，后逐渐由博物馆收藏展出，成为特殊年代的实物见证。审判时出现的多名相关人员，日后大多重归平凡人生轨迹。 陈公博的一生，从广州少年到北大才子，再到南京伪政权高官，最后在刑场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