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离子电池与汽车的百年纠葛。百年浮标，中国动力电池此刻有了历史周期上的鲜明剪影。锂离子电池的先锋地位早就被定义，但只有在中国产业坐标下才真正稳定。 一本反映锂离子发展历史的书《Volt-rush》，描述了锂离子与汽车的百年纠葛。 锂离子电池跟汽车结缘的关系，远为深远。书中提到了 早在1967年，福特在英国已经开始制造铅酸电池驱动的汽车，时速40公里，而续航60公里。 而此时，福特实验室已经搞出钠-硫电池，用固体陶瓷作为电解质。续航里程已经可以达到130公里。然而正负极都要在300度以上才能熔融，因此无法解决是商用化问题。福特汽车再次放弃。 这已经是福特的第三次尝试了。 早在1906年，爱迪生已经做出了Ni-Fe电池，用氢氧化钾锂做电解液。但成本高昂。爱迪生周围有100人的团队，疯狂迭代。但是这种镍储存电池，还是被日益精进的内燃机打败。此时崇拜爱迪生、迷恋锂离子电池的福特，开始转向大规模生产内燃机的T型车。 内燃机拥有无与伦比的陡峭成本下降曲线，锂离子电池的成本跟不上，也因此也很快被遗忘。 汽车，放弃了锂离子电池。 锂电池的兴衰史，进入了化学家的周期表。 1979年埃克森美孚受到石油危机的冲击，开始 选择能源替代项目，开发了锂离子电池。锂是活泼元素，锂原子活动过程中最擅长“丢球”，轻易地放弃它的“电子”。这使得锂金属作为阳极，具有很好的潜力。埃克森吗美孚本来想成为电池技术的引领者。然而当石油价格下降的时候，加上里根政府倡导自由市场，埃克森美孚很快宣布放弃电池项目，出售了锂电池技术。眼中只有大象的埃克森美孚，怎么会看上只能为手表配套的纽扣锂离子电池？ 锂电池再次陷入绝境。 牛津大学的教授以学术界安静冷板凳的方式，重新考虑了各种正负极材料的可能，从而取得了新的突破。这种技术没有申请专利，被自由释放到产业界。 日本材料公司旭化成的科学家发现了这种突破，他将碳作为正极材料，并且发明了电解液的隔膜以解决过热爆炸的危险。锂离子电池的商业化拼图，已经拼整完成。公司里的科学家，有着天生寻找技术种子落地的土壤。实验室技术跟产业界的紧密配合至关重要，这是技术生产力的第一法则。 日益升腾的日本消费电子，需要一种轻便的可移动电池。每一种技术转化成商业生产力，重要的并不是技术参数的突破。只有应用场景才能真正放大技术的价值。 1991年日本索尼第一次将锂离子电池商业化，并不为奇。这与它如日中天的Walkman、摄录机的移动消费电子的霸主地位密切相关。 锂离子的生命，将由消费电子来定义。这个年代，这种使命，日本制造是主导者。 笔记本电脑将锂离子电池的商业价值，再一次提升10倍。而但真正将锂离子电池的规模提升百倍的，则在于移动手机。2007年全球手机有10亿部，耐用轻便的电池最受青睐。 而这一年苹果手机问世，它倾向于电池嵌入在手机，而无需更换。电池的性能要求，被用户的热情一顶上天。钴酸锂电池开始大规模应用。基础技术的突破，让人看到科学原理的美感。而工业化的应用，则只有规模暴力的汗水。 锂离子电池的突围使命，已经开始不可逆转地转向中国制造的模式。大规模制造，是中国制造最完美的舒适区。 当2009年中国开始“十城千辆”的电动汽车尝试的时候，新兴技术需要国家级基础设施以及冒进的产业政策的这一潜台词，意味深长的“中国制造”开始再次发力。 中国制造，绝非只是一种生产能力，而是产业政策风标，人才，商业土壤的产商混合体。 这是一种多边效应应共同发酵催生的能量反应堆 当日韩抓住三元正极材料的动力电池不放的时候，中国同时在另外一个技术流派磷酸铁锂同样做了积极探索。 2015年中国电动汽车元年，领先的日本和韩国小电池时代，已经结束。中国开始接管大电池的御风时代，自此形成统治全球的力量。磷酸铁锂与三元展开对决，先升，后降，再次拉升。 技术对决的上冲下俯视的曲线，其实正是大河冲刷岸堤的侵蚀。技术小周期，损害了反应过慢的公司的活力。日韩公司点错了技术树，也没有时间面对中国电池玩家的速度做出反应，因此在磷酸铁锂技术几乎无所作为。这个最重要的电池技术流派，完整地留给了中国企业。 到了2026年，储能电池的旋风，以动力电池二倍增长的速度，正在逼近汽车的动力电池的份额。然而储能电池主要使用的是磷酸铁锂电池，这一点依然是中国的天下。 而日本动力电池，只剩下松下，还有对固态电池号称领先的日本丰田汽车。 然而，无论是钠离子电池，或者是固态电池，技术领先从来都不是关键因素。 最终令人生畏的，不是一个公司拥有何种前沿技术，而是一个国家拥有何种供应链生态。这不是企业间的商业对决，这是国家之间的供应链攻防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