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世界人民应该感谢特朗普，因为，他让我们把资本主义看的越来越清楚了，把美债看的越来越清楚了。 特朗普执政时期推出的政策举措，让全球民众逐步认清资本主义以资本主导决策的实际运行方式。美国国债的规模变化也直接暴露出其与军事活动的关联。2017年12月22日签署税收削减与就业法案，企业所得税税率从35%降至21%，遗产税免税额度提高一倍。原本只需极少数富人缴纳的遗产税因此进一步减轻负担，社会财富分配差距继续扩大。法案表面强调惠及大众，实际资金节省主要集中在掌握大量资本的阶层，清楚显示金钱在政策制定中的主导地位。 美国国债在第一任期内从约20万亿美元增长到约27.75万亿美元，净增约7.8万亿美元。这一扩张主要来自减税减少政府收入，以及国防开支的持续上升。2020财年国防预算申请达到7500亿美元，比上一财年提高约5%。这些资金大部分进入洛克希德·马丁和雷神等国防承包商账户。政府放宽武器出口限制，推动外交渠道协助军火销售，日本采购105架F-35战斗机的相关订单金额约231亿美元。 当时的国防部长马克·埃斯珀此前曾在雷神公司担任政府关系副总裁，负责企业与国会及政府官员的互动。这种政界与军工企业的关联形成了资金流动的闭环，纳税人资金通过预算分配进入企业，企业通过订单实现回报，把军事准备转化为实际利益分配。债务利息负担随之加重，直接影响普通民众的住房贷款和消费信贷成本，也推高商品价格水平。 特朗普任内推行减税减少财政收入，同时维持高额军费投入并鼓励军售活动，这些步骤共同呈现出美国国债服务于军事扩张和利益转移的真实功能。资本主义在这些操作中体现出以资本利益为优先的特征，美债则成为支撑这一体系的杠杆。税收法案通过国会审议并签署的过程，以及后续预算申请中军费增长的具体记录，进一步凸显政策向资本倾斜的特点。 国防预算中用于采购飞机、舰艇和导弹系统的款项，以及出口推动下军工企业订单的增加，都让全球观察者看到资金从政府流向特定企业的路径。任期内减税直接导致联邦收入减少，同期军费申请多次创下纪录，债务利息支出逐步上升，企业投资空间受到挤压，普通家庭生活成本增加。这些情况通过公开预算数据和国会记录得到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