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评价爱因斯坦的“科学”与“和平”

1955年，爱因斯坦发表《罗素-爱因斯坦宣言》，呼吁“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
毛主席在会见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时说：“爱因斯坦是‘伟大的科学家’，他的相对论改变了人类对宇宙的认识；但他也是‘和平主义者’，他反对核战争，这和我们共产党人的主张是一致的。”
他顿了顿，又说：“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爱因斯坦是犹太人，他支持以色列建国；我们是中国人，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
毛主席对爱因斯坦的评价，始终带着“科学与政治”的双重维度。
1964年，他在会见法国科学家约里奥-居里时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科学的，但他的和平主义有局限性——它不敢反对帝国主义，只靠道德呼吁。我们共产党人讲和平，但反对投降主义。对付帝国主义的核威慑，我们要有自己的原子弹。”
1972年，他对尼克松说：“爱因斯坦说‘科学是无国界的’，但我们说‘科学要为祖国服务’。中国搞原子弹，不是为了战争，而是为了和平。”
这种“科学与政治”的智慧，让毛主席在看待科技发展时，既重视科学的“无国界”属性，又强调科学的“为祖国服务”功能。
1956年，他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说：“我们要有自己的爱因斯坦，但我们的爱因斯坦，要为中国人民服务。”
如今，中国提出“科技自立自强”，正是对“爱因斯坦式科学精神”的继承与发展——真正的科学，不是脱离政治的“象牙塔”，而是服务人民的“国之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