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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征回师后，红军的处境并没有根本好转。

蒋介石在平定了两广事变之后，迅速将目光重新投向陕北，开始调集重兵准备新一轮的“围剿”。

陕北根据地东边有嫡系汤恩伯的一个师两个旅，东北方向有阎锡山的一个师一个旅，协同陕北的井岳秀、高桂滋两个师，南边有东北军和西北军，西边有宁夏的马鸿逵、马鸿宾——一个严密的包围圈正在缓缓收紧。

面对这种四面受敌的局面，党中央再次开会研究对策。

这一次，大家把目光投向了西边。

毛泽东等人经过分析认为，向西发展同样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一方面可以扩大根据地，另一方面可以争取靠近外蒙古和苏联，打通国际路线，争取外援。

于是，1936年5月中旬，党中央在延川县太相寺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决定以红一方面军主力组成西方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总兵力约1.7万人，兵分左、中、右三路向陕甘宁三省边界地区进军。

西征战役从5月下旬一直打到7月底。

红军先后进行了大小战斗十余次，给马鸿逵、马鸿宾的部队以沉重打击，俘获敌军旅长以下两千余人，缴获各种枪支两千余支、战马五百余匹，筹集抗日基金四万五千余元，解放了环县、预旺、同心、定边、盐池等十座城镇，在陕甘宁三省边界开辟了纵横四百里的新根据地。

表面上看，西征打得很顺利。


但这场胜利背后，隐藏着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红军仍然没有找到一个可以长期依托的战略后方。

陕甘宁边区虽然面积扩大了，但核心问题——缺粮、缺钱、缺兵源——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蒋介石的包围圈依然存在，而且越来越紧。

更让人揪心的是，西征过程中，国民党中央军胡宗南部的精锐部队已经从河南郑州向潼关方向集结，随时准备向陕北发起总攻。

据后来解密的资料显示，到1936年11月，蒋介石已经调集了约四十五万人的兵力，准备对陕北根据地实施最后的总攻。

如果张、杨完全听命于蒋介石，红军的生存空间将被压缩到极致。

徐向前后来对这个局面给出了一个极为中肯的评价：“一旦包围圈闭合，我们只有三条路：北上绥远，东进山西，或南下豫鄂。

留守陕北就等于坐以待毙。”

但红军的领导人从来都不是坐以待毙的人。

早在西征期间，毛泽东就已经在规划下一步的棋。

1936年8月，中央提出了一个更加大胆的计划——宁夏战役，试图以进攻稳固陕北根据地。

按照这个计划，红四方面军主力将西渡黄河，牵制敌人，掩护红军主力向宁夏方向发展。

然而，就在这个计划刚刚启动的时候，一系列始料未及的变化接踵而至。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

长征的句号终于画上了，喜悦的气氛弥漫在队伍中。

可是，毛泽东却高兴不起来。


他比谁都清楚，三大主力会师意味着更多的嘴要吃饭，更多的枪要子弹，更多的战士要棉衣。

陕北这巴掌大的地方，供养两三万人尚且捉襟见肘，现在一下子涌进来五六万人，怎么养活？

更要命的是，蒋介石也盯上了这个机会。

三大主力会师的同时，他的围剿大军也在紧锣密鼓地部署。

陕北俨然成了一口瓮，敌人正在往里面填土。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极其复杂而又充满悲壮色彩的战略行动开始了。

按照宁夏战役计划的部署，红四方面军一部应先行西渡黄河，牵制敌人。

但当红四方面军的第三十军等部队渡过黄河之后，国民党增援部队突然赶到，迅速封锁了黄河沿岸的渡口。

红军的后续主力被挡在了河东，无法跟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