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黎明前，我们来到了章家渡南岸，晨雾在山腰里、在江面上升腾起来，一片迷蒙。我们走到水边，看到一条大船，便七手八脚地上去摆弄。对岸的敌人听到了动静，便向我们打了一枪。我和巫希权同志商量了一下，决定部队改由灰沙洲过江。

正当我们快要来到渡江地点时，突然从冷雾里传来一声叫喊:你们是哪个部队的?原来是敌新七师的士兵正在出操。“老子是一四四师的！”我命令那个带路的电话兵这样回答。对方不再追问，大概信以为真了。

这时候，大家一起闯进水里，也不管有多大的声响了。江水寒冷刺骨。我们已经六七天没吃过饱饭了。这几天，我只吃过几把生米，一块马肉，两块油豆腐，二十几个红枣，肚子瘪得只剩层皮。这会子，除了一颗心还在跳动以外，浑身上下都已麻木。

但是顽强的意志，支持着这麻木的身子，一步步地朝前走去。水越来越深，最后竟灌进耳朵里，我们把枪横顶在头上，踞着脚向沙洲走去。我们隐约地看到几个敌兵在那里走来走去，我们没有理会他，继续在将要没顶的水里前进。

当巫希权率领不足三百人上岸时，敌人仍未发现我们这支部队。接着，老三团六、七连也过了江。

上岸后，我们占领了南山岭背后的三九六高地，和敌人激战了一整天。

(五)

十五日早上，我们到了中村对面山下的一个村子里。

中村，原是我们教导总队部所在地。几天以前，这里有多少亲人流着眼泪舍不得让我们离开。

一进村，老乡见我们是新四军，便都迎上来。几位老乡亲切地对我们说:“同志，你们吃苦了!这是什么世道，无缘无故的要打你们这些好人!”说着，老人递过来一罐子又一罐子锅把粉，要我们吃。显然，这不是一两家所能拿得出来的。

“老大爷，老大娘，你们拿来这么多，可你们自己吃什么呢?”老那十分不过意地问道。老人说:“这是我们的心意，天亮听到枪声，你们在山顶上打了一天仗，我早就烧好儿锅开水等你们了。”我十分感激地紧紧握住老人家的手，半天才说出一句话:“乡亲们，新四军是打不垮、杀不绝的，我们一定还会回来!”

我叫大家围拢来，吃锅把粉。同志们边吃边赞叹地说:顽固派的屠刀永远也割不断我们与群众的联系!为了防止敌人偷袭，我们立即转移到黄土山脚下，在梅村的一个竹林里宿营。

夜里，我们睡在长满了苔醉、阴湿冰冷的地上，全身浸透了寒气。没办法，我们就抓些枯竹叶垫在地上，再抓些盖在身上。

可是山风吹来，把竹叶刮得团团转，我冻得翻来覆去睡不着。老三团三营一个特派员，见此情况，便用刀把自己的毛毯割下一半，送给我盖，这样我才勉强入了睡。

第二天，趁天没亮，我们又朝正北方向前进。天亮时，到了北贡里的岭下，暂时隐蔽在林子里。

北贡里在云岭北面二十余里处，军部在云岭时我们对这里的情况略略知道一些。这个村的伪保长，是个很反动的家伙，常搜集我们的情况报告敌人。现在，我们一到这里，马上就想到这个坏蛋。几个干部提出:干掉这坏家伙，为民除害，还可以征收他的粮食充军粮!我当即表示同意。

天黑了，几个壮实的侦察员，带着驳壳枪朝北贡里走去。一个多小时后，他们背回来许多生米和炊具。他们说，村里没有敌人，保长听到风声已经逃跑了，米和炊具都是从保长家搞来的。

有了米和炊具，大家高兴地在松林里生火做饭。几天来，这是我们第一次吃上了香喷喷的热饭。

这一夜，我们绕到北贡里岭北，翻过去，转向何家湾。部队还未到何家湾，就听到前面一阵枪声。我猜想，可能是我们的同志和敌人遭遇了，便叫部队跑步向前接应。我们赶到时，只见地上横七竖八地躺着许多敌人的尸体，不见我们的同志。我估计他们可能隐蔽在附近的山上，忙叫司号员吹号联络。听到号音，山上的同志们高兴地叫着、笑着，涌下山来，原来是巫希权等同志，我们这支分散了几天的队伍又会合了。

打扫完战场，我和老巫商量，决定部队立即向水龙山前进。

在水龙山北的森林里整编了部队，把五百多人编成三个步兵连，一个短枪队(有短枪一百二十余支)，全营成立营总支，大家选我为总支书记，各连成立支部，巫希权为营长，我为政委，郁庆陇为副营长。

在水龙山下，我们遇到了一位在军政治部工作的日本同志。

他说他在突围中掉了队，现在要跟我们一起去江北。这位同志长得十分结实，矮矮的个子，宽宽的肩膀，胳膊长得象棒糙一样结实有力。一路上，他津津有味地向我们叙述他脱险的经过。他说:他冲出章家渡后，跟大家失去联系，便冒充福建人，路上被两个敌兵逮住了，左右开弓，一人给了一拳，把两个敌兵揍得仰面朝、天，又顺手拣起一支枪，干掉了这两个家伙，乘机朝水龙山跑来，在这里碰上了自己的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