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据悉，在红四军南征的过程中，曾涌现出一段颇具传奇色彩的往事：

某日，蒋介石的特工首脑曾扩情派遣一名姓钟的特工携信至十二师师长许继慎处，企图实施离间之计。此信假借蒋介石之名义，言辞狡诈，内称：“归顺者，父母将为之泪流满面，心生怜悯。”信中宣称欢迎许继慎率部归附蒋介石，承诺将给予优渥待遇，诸多诱惑。

许继慎迅速将这名特务逮捕，并将人连同信件一并送往军部处理。曾中生与我负责审讯该特务，随后将其转交给分局处理。同时，我们还致信分局，强调根据许继慎同志一贯的表现，他绝无问题。敌人此举乃是一场阴谋，意图挑拨离间，破坏我们的团结。



对此，曾中生（曾担任红四军政治委员、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等要职，1935年8月，张国焘于四川理番县卓克基地区对其进行了秘密暗杀——编者注）正如我在八月二十日的报告中对党中央所阐述：

攻克英山之后，一位自称钟蜀武的人士前来，声称是受许继慎之邀。经过我方的秘密审问，他透露，虽然名义上是受南京政府派遣，旨在策动许继慎反戈一击，实则他代表的是第三党，是受邓演达的委派，前来寻找许继慎的。

“钟某目前仍处于严密监控之中，不久将被移交至中央分局进行处理。我方将承担相应的责任。许继慎在组织上无疑毫无问题，但鉴于其复杂的社会关系，我们已对他进行了严肃的警告。总之，这一切显然是敌人利用各种阴谋诡计试图破坏我们。在此，加强党的严密组织意义尤为重大。”

若仅凭此一桩案由，便对许继慎施以逮捕，实无道理可言！若他与蒋介石确有暗中勾结，又怎会将特务和信件上交由组织处置呢？

倪志亮同志自上海会议返程后，私下里曾轻声向我透露：中央已有指示，提及许继慎其人，关系错综复杂。

在我看来，他固然存在一些问题，但断言他是反革命显然过于片面。

许继慎，作为黄埔军校一期学员，曾于北伐战争中担任叶挺独立团的营长与团参谋长，继而升任红二十四师第七十二团团长。他早年便加入党组织，作战时始终身先士卒，指挥艺术上果断、灵活，且英勇无畏。

在与他共事于红一军与红四军期间，我并未察觉到他有任何异常行为。在军旅生涯中，他未曾拉帮结派，培植个人势力，亦未意图将军队作为私己之用。众人对他与国民党之间的联系亦毫无察觉。

他不过是稍显个人主义，生活中略显懒散，人际交往略显复杂。这难道是重大问题吗？在那个时代，与如今截然不同，人们日复一日地共同生活、用餐、休憩、行军、作战，全是集体行为。每个人的所思所动，都很容易被众人洞察。

经过深思熟虑，我仍旧无法理解他怎么会变成反革命分子。这实在令人费解。许继慎常指责张国焘为老右倾机会主义者，因此，张国焘对他颇为反感。我曾劝诫他，请他切勿再如此言辞。或许，这是将他拘捕的一个动因。



周维炯个性中既显现出强烈的个人英雄主义，亦带有不少旧时代的习气。然而，在战场上，他展现出非凡的勇敢与智慧，堪称一名出色的将领。

抵达鄂东北不久，我便听闻了有关二徐（徐子清、徐其虚）在商南遭遇枪决的消息。

戴抗若，这位由六安县委派遣的师级党代表，亦不幸遭至秘密处决。

此后，中央派遣郭述申、刘英两位同志前往调查整顿，险些遭遇不测。

此事已引发广泛关注，自党中央至鄂豫边区、商南根据地的各级干部，无不熟知。

郭述申书记随后向中央提交了相关调查报告，六安县委亦提交了调查报告，两份报告均证实了二徐及戴抗若被枪杀事件主要由王泽渥等人负责，且多数阴谋是在周维炯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周维炯作为师长，理应承担相应责任，然而，他与王泽渥等人显然不能同日而语。究竟为何他会突然被指责为反革命？

在抗日战争时期，我曾在延安对此进行过探究。当时，我找到了一位曾在鄂豫皖时期担任保卫局看押犯人工作的同志，向他询问：张国焘为何要逮捕这些人，他们具体有何供述？

他说：周维炯坚称：“我坚信，即便二十年之后，革命之火仍将熊熊燃烧。我并非反革命，反倒是你们，才是真正的反革命！”看，多坚决！

那个同志还说：‘既如此，你们称我为改组派，那我就自认是改组派便了！’”

经过一番努力，我们依旧未能找到确凿证据，证明许继慎与周维炯是反革命分子。

事隔多年，终究是那位国民党特务道出了真相。1942年，陈毅同志抵达延安时曾向我透露，在新四军与国民党进行谈判之际，特务头目冷欣曾直言不讳地告诉他：“我们稍施策略，你们便对许继慎痛下杀手。”由此可知，我们陷入了国民党的圈套之中。

白雀园的“肃反”运动，风声鹤唳，闹得甚是激烈。张国焘亲自主持审讯工作。起初，他尚允许我列席会议，只因我提出了一些与众不同的看法，并担保我的清白，称我初至鄂豫边时，廖荣坤等同志曾担任营长和连长，在战场上屡建奇功。往后，竟将我彻底边缘化，连参加集会的资格也被剥夺，甚至背地里对我进行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