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但仔细想想，编制是死的，人是活的。

真要设，随时可以设。

不设，说明用不着了——需要安排的副司令员都已经安排到别处去了。

二野成立的时候，形势跟两年前完全不一样了。

1947年刘邓南下，需要有人在后方撑住军区，所以有滕代远；需要有人带部队，所以有王宏坤。

1948年需要有人打开中原局面，所以调来了陈毅。

1949年，仗打到尾声了，各路人马各自归位，二野的主力已经是野战兵团化的编制，兵团司令、纵队司令各司其职，中间插一个副司令员反而多余。

这么说有点太技术化了。

说白了吧——1945年到1949年，这五年里中国军队的变化速度，远远快过任何一个人事制度能跟上的速度。

今天还是军区副司令的人，明天可能就带着纵队南下开辟根据地了；今天还在野战军指挥所里画地图的人，明天可能就去修铁路了。


没有谁是被“遗忘”的，也没有谁是“多余”的。

只是仗打到什么份上，人就该在什么位置上。

滕代远从军队转到经济战线，周恩来后来称赞他是较早转过去的同志之一。

新中国第一任铁道部长，修铁路搞运输，跟他在前方指挥部当参谋长的经验其实是一回事——打仗打的是后勤，后勤走的是铁路。

徐向前在华北军区带着三万多地方武装，硬是拿下了临汾、晋中、太原。

打下山西的时候，他手里那支部队已经从一个旅都凑不齐，扩张到跟一个野战兵团差不多的规模。

王宏坤在桐柏山区当军区司令的时候，带的部队是十纵改编过来的，干的活儿是打游击、建立政权、支前。

后来他跟王树声在湖北军区当副手，两人是堂兄弟，这事儿也挺有意思——红四方面军的两个老将，最后在一个军区里碰上了。

李先念从中原突围时的困境，到重新回到鄂豫皖地区主持军区工作，兜了一个大圈子。

1946年6月26日晚上那场“空城计”，他用一场演出把国民党代表蒙住了，主力部队趁机撤出包围圈。


两年后，他又回到了这一带，不过这回不是突围，是开辟根据地。

陈毅在三野的整编中扮演的角色，说到底还是因为他的威望和资历——能把山东和苏北两套班子揉到一起的人，除了他，没几个。

1949年2月那份没有副司令员的名单，看上去是个遗漏，实际上是一个句号。

五年里出现在刘邓身边的五名副司令员，各有各的归途。

仗打到这个份上，野战军要的是兵团司令、纵队司令，副司令员这种夹在中间的职务，反而变得可有可无了。

这是战争的逻辑，不是谁忘掉了谁。

这五个人后来的发展路径各不相同。

徐向前被授予元帅军衔，王宏坤是开国上将，滕代远、李先念、陈毅也都各自在军中或地方上担纲重任。

但1955年授衔的时候，二野的班子已经稳定下来，没有副司令员的格局也一直延续了下去。

当初窑洞里李先念说“没有我们的职务”的时候，恐怕也没想到，这竟成了一种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