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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朱德先生刚刚结束治疗，出于对他身心状况的顾虑，工作人员并未立即将其情况告知于他。

直至夜幕低垂，7点钟的钟声敲响，朱德方从电视新闻中得知此消息，瞬间泪如泉涌，老泪纵横。

他慵懒地窝在沙发里，静默地坐了整整半小时，既不言不语，亦不动口进食。

最终，他忍不住开口，轻声叹息道：“这如何能对得起恩来？”

朱德数日拒食拒药。

工作人员好言相劝，他轻轻挥动双手，暗示着需要片刻宁静。

1月11日，在前往周恩来灵堂的途中，朱德先生悲痛不已，泪水沿着脸颊滑落，他甚至于旅途中摘下了帽子。

步入灵堂，他缓缓走向周恩来同志的遗体，重新扣正帽子，随后庄严地行了一个规范的军礼，那姿态持续了良久。

1月15日，周恩来追悼会。

朱德原计划前往，为此特地换上了笔直挺拔的军装。

然而，几日来夜以继日的泪水已将我身体掏空至极限，双腿无力，无论如何也无法攀上车厢。

他最终只能落座于电视机前，目送灵车缓缓驶过那绵延十里的大街。

员工回忆起那刻，不禁悲从中来，连连摇头叹息：“唉，无法前往，这如何能对得起恩来的厚望？”

周恩来逝世后，朱德健康状况恶化。

他仍坚持工作。

身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他在周恩来同志逝世数月之后，依然肩负起繁重的对外交往重任。


孩童们劝慰道：“您已届九旬，如此辛劳的工作实在难以承受。”

朱德曾言：“总理不幸离世，毛主席亦身体欠佳，我理应承担更多责任，投身于工作之中。”

1976年6月21日，朱德同志莅临人民大会堂，热情接待了来访的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

医者力劝他不宜前往，鉴于他的身体状况已不堪重负。

朱德服药后仍坚持前往。

未曾料到会议竟因故延期，他在空调房内静候了将近一小时，归家后便不幸患上了感冒。

6月23日，病情急剧恶化。次日，即6月25日，经过医生的联合会诊，一致建议患者立即入院治疗。

6月26日，朱德入住北京医院。

在与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的最后一次交流中，他强调指出，务必将生产工作放在首位，因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岂能脱离生产的推动？

7月1日，朱德病情恶化。

高热持续不退，除了肺炎之外，还伴随了肠胃炎、肾病、心衰、糖尿病等多种并发症，以至于言语交流都变得异常艰难。

医生叮嘱他必须保持完全安静，然而他一大清早就将秘书唤来询问：“今天报纸上刊登了七一社论吗？”

拿来读读。

又提出要听文件。

秘书含泪退去，朱德语气哽咽，低声倾诉：“我尚能效力……需继续工作……革命直至最后一刻。”

在生命弥留之际，他郑重叮嘱夫人康克清，将那两万余元存款悉数捐献给党组织作为党费。

朱德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留给亲人的最后一句话，是叮嘱他们把南昌起义的纪念章置于床头。

他向周围的人透露，恩来同志也曾拥有一枚相似的徽章，若能将它们并排放置，定会更显珍贵。

护士点头，背身拭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