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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上，徐向前也打了不少漂亮仗。1940年3月指挥的孙祖战斗，毙伤俘敌两百多人，虽然规模不大，可打得干净利落，显示出他高超的指挥艺术。他还指导各部队注重扩大军队数量，在各地普遍建立武装自卫团和游击队，形成了全民抗战的局面。

可这些成绩，并不能掩盖一个事实：他始终没能解决115师的问题。

不是他不想解决，而是他解决不了。

那两封电报，像是两把无形的锁，捆住了他的手。第一封电报告诉他，115师的建制不能动；第二封电报告诉他，第一纵队跟115师之间要以协商为主。这两条加在一起，等于宣判了第一纵队的“死刑”——名义上统一指挥，实际上根本指挥不动。

他曾经想过，也许可以换一种方式。不直接指挥115师，而是通过协商、协调、配合的方式，让两支部队逐渐融合在一起。可这个想法在现实中很难实现。115师有自己的一套指挥系统，有自己的作战计划和任务，跟山东纵队之间没有隶属关系，又没有统一的指挥机构，协调起来谈何容易？

更何况，还有人事上的问题。

陈光这个人，他了解。陈光打仗勇猛，是个难得的将才，可性格太过刚烈，不太容易跟人配合。他刚到山东的时候，就听说陈光跟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之间闹了矛盾。后来郭洪涛调走了，朱瑞接任山东分局书记，矛盾非但没有缓解，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有一次，陈光拿着一份总部的电报找到罗荣桓，电报里说：“在大金顶战斗中，你部干部目无纪律，枪杀俘虏之事情节严重，总部给予通报批评。”罗荣桓看后说：“这件事情已经处理了，犯错误的科长已经被撤职，怎么还要批评？”

陈光当场就火了，说：“这件事你不要管，我要当面质问这个告状者。”他认定告状的人是朱瑞，后来两个人大吵一架，谁也不服谁。

这种事情发生得多了，徐向前也没办法调和。他不是不想管，而是管不了。陈光不归他直接领导，朱瑞虽然是山东分局书记，可在军事上也不能直接指挥115师。两个人闹起来，他只能干着急。

所以，他选择了另一种方式——把精力放在山东纵队上，把山东纵队这支地方武装打造成一支真正的劲旅。

事实证明，他的选择是对的。山东纵队在他领导下发展得很快，到1940年6月他离开的时候，山东纵队已经发展到五万一千人，比他刚来时翻了一番还多。115师那边也有发展，从八千多人发展到了近六万人。

两支力量都在壮大，可指挥不统一的问题依然存在。

这个问题，最终还是留给了后来的人。

徐向前离开之后，八路军第一纵队的番号实际上就不存在了。山东纵队继续指挥所属部队，115师继续在鲁南一带活动，两支部队各打各的仗，偶尔配合一下，可始终没能形成真正的合力。

直到1943年9月，中央最终决定由罗荣桓担任山东党政军一元化领导核心，115师和山东纵队才真正实现了统一。罗荣桓同时担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115师政委兼代师长，成了山东抗战的最高领导人。

那一年，距离徐向前离开山东，已经过去了三年多。

有人说，如果徐向前当初能多待一段时间，也许山东的统一指挥问题早就解决了。也有人说，徐向前在山东的那一年，最大的贡献不是打了多少胜仗，而是为后来山东根据地的全面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些说法都有道理，可都不全面。

徐向前在山东的那一年，像是一个承前启后的过渡期。他来得突然，走得也突然。他来的时候，山东的局面是一盘散沙；他走的时候，局面已经大为改观。可最大的那个难题——统一指挥——他没能解决，也解决不了。

不是能力的问题，是时势的问题。

在那个年代，很多事情不是一个人能决定的。制度的掣肘、人事的矛盾、时局的变幻，都会影响一个人的作为。徐向前作为一个被频繁调动的将领，他早就习惯了这种身不由己的状态。

可习惯不等于甘心。

离开山东的那天早晨，徐向前骑着自行车走在路上，警卫小分队跟在后面。走了大概一个时辰，雾气渐渐散了，太阳从东边升起，把大地照得一片金黄。田野里的庄稼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远处的山峦层层叠叠，像是一幅画。

徐向前忽然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来时的路。

那条土路弯弯曲曲地延伸到远方，路两旁的庄稼地里，有几个农民正在干活。他们弯着腰，在田里拔草，偶尔直起身来，用手背擦擦额头上的汗。

他看了好一会儿，然后转过身，继续往前骑。

他不知道自己还会不会回来。

事实上，他再也没有回来过。